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核心保护区从2004年起严禁商业开发。但是，江苏德基集团却在陵园核心风景区内大兴土木，扩建德基紫金山庄别墅群，时间已持续一年。

　　如此肆无忌惮的房产开发固然令人震惊，但更为惊奇之处在于，德基紫金山庄竟然挂上“军事管理区”的牌子。但是，据南京军区房地产管理局有关人员介绍，此地已不是军事管理区，地产开发是企业行为。(据央视报道)

　　这个“军事管理区”尽管冒牌，但似乎非常招摇和嚣张，记者在百米之外拍摄，小区里立刻冲出4名手持钢管的男子进行阻止，称“这里涉及国家机密，你是间谍”。而中山陵园管理局行政执法支队表示，2008年以来他们进行过四次以上执法，均被拒之门外。

　　为什么记者不费周折的采访调查就把“军事管理区”谎言给戳破了，而作为政府执法部门，却连冒牌的“军事管理区”都分辨不出?这到底是真查还是做做样子，执法部门有没有受到外来的干预?

　　而且，“军事管理区”的牌子显然不是可以随便挂的，但为什么一个商业地产项目把“军事管理区”挂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任何单位来制止?这到底是有关方面管理的疏忽，还是这个德基集团有着不一般的背景和能耐?

　　越来越多的黑幕以“记者曝”或者“网友曝”的形式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表述的是权力作为缺位。但是，在明令禁止商业开发的核心风景区内大兴土木，不只扩建别墅群，还欲在空地上建造超过1000平米的“楼王”，如此明目张胆的“大手笔”违章，又仅仅是权力不作为所能够完全解释的吗?疯狂的资本不惮于假冒“军事管理区”的极大风险，也不慑于公权威力以及真相迟早被揭露后所面临的巨大损失，其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迷雾，有待抽丝剥茧。

　　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警示伪城市化牺牲农民利益。

　　城市化的标志是缩小城乡剪刀差、提高全体国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以拥有农村或者城市户籍为标志，不是以是否住上楼房为标志。

　　目前新一轮城市化中，农民上楼运动方兴未艾，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土地作为目前中国增值最快的资产品，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力将农民土地转为国有，在商品化开发之后谋求暴利。

　　第一轮对农民的土地剥夺催肥了地方财政。据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先生的估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制度，从农民手中转移的利益大约有15万亿人民币，而卖地补偿给农民的不到其中的5%。

　　许多农民因征地而致贫，形成4000万失地、失保和失业农民。鉴于第一轮征地潮对农民的大规模剥夺，我们必须警惕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的第二轮征地潮，以城市化为名再行剥夺农民之实。

　　目前一些地方推进的农民上楼运动，保障农民利益主要体现在让农民拥有农业公司股权、获得城市最低保障等。农民成为市民，在城乡区别大的地区是天大的恩赐，但所有这些保障背后的实质是，农民肯定无法享受到土地作为资产品溢价的权利，转而拥有从土地转换来的公司股权、分红权，鉴于土地溢价远远高于入股公司的分红，公司前景莫测，农民对于公司的管理权与建言权存疑，农民土地折股效果很难说一定能成功。

　　也有成功的例子，今年玛纳斯县乐土驿镇周家庄村“乐源”农业专业合作社给农民按股权比例分红，各利益群体相安无事，因为在当地不存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溢价的前提，农民乐意入股合作社换取分红权。但在城市郊区、矿产与林业等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连公务员都将自己的户口迁回农村寻求厚利，农民不能获得土地与资源溢价，尖锐的利益冲突此起彼伏。

　　如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政府征用2800亩农地空置五年，对失地农民又不做合理补偿，当地部分农民生计所迫，2008年2月22日开始在被地方政府强行征用的土地上复耕，这些被征用的土地主要建度假村、高尔夫球场、豪华别墅，本身是国务院明令禁止的。而江苏常州北港街道邹家村委江墅村农民，不满政府“先用后征”的违规征用土地，也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给予失地农民补偿，于2008年2月29日发生冲突。一连串的事件，说明在圈地过程中存在着“土地吃人”的现实。

　　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一些地方政府以统筹城乡发展或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图通过村庄撤并、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范围等，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城市化过程如果不幸沦落为新圈地运动，有可能造成城市赤贫阶层，向城市输送源源不断的无消费能力与专门技术的低端产业工人。健康的城市化过程，会在土地流转与工业化的过程中，通过土地财富的再分配，造就一批拥有基本消费能力的中产收入阶层。当农民得到土地权证，并且这份权证足以让他们以中产阶层的身份进入工业化时代，当有领导人敦促农民不要轻易出售土地证以获得最丰厚的土地溢价时，这样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培养中国最急需的中产阶层与中高端技术工人。

　　中国目前紧锣密鼓的城市化进程，事实上是1949年之后的另一次土改。当年的土改是将土地分到农民手中，公社时期前后则是将土地集中国有化，现在的土改主要是将集体土地重新流入市场进行财富再分配。

　　无论用何种方式，剥夺土地制造贫困阶层的办法都无助于中国的经济，无助于中国中产收入社会的壮大。无论怎么样的土改，必须有利于农民的利益，有利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有利于财富为民所用。(叶檀)

　　近日，媒体热议新客规中普通列车退票、改签需要在开车前办理，火车票迟到作废。对此铁道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目前铁路总体运能仍不能满足运输需求，特别是普通旅客列车这一矛盾尤为突出。新客规关于普通旅客列车改签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在运能十分紧张的条件下，遏制票贩子的倒票行为，对其他绝大多数旅客没有影响

　　火车票新政是为了打击黄牛?按常识来判断，投机倒票的黄牛本质上也是精明的商人，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最不可能让车票白白浪费的人。火车票又不是演唱会门票，演唱会可以持续几小时，迟到一会门票折价后依然有观赏的价值。然而火车开走了，谁还愿意从黄牛手中买无效的车票呢?客观上，黄牛也不可能“迟到”，人家就在售票窗口的长队或附近兜售，要退票近在咫尺，真的卖不完车票的话，完全能在规定的先前时间内退票或改签。真正会迟到的也只有那些大包小包，从距离较远的地方赶来的真正旅客，交通拥堵成城市病之一，恐怕提前出门来赶火车也未必顺利到达。

　　“票贩子”的存在是因为供给缺口，特别是春运期间会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急着回家过年的人通过排队仍然买不到票，就愿意出高价买火车票。但这样的出行高峰期也是分时节的，在淡季车厢坐不满人常常出现，此时“票贩子”也没有了市场。但是，一旦制定了火车票退票、改签新规，就得常年每时每刻遵循这个规则。即便火车票迟到作废能够对倒票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大部分时间是对无辜的旅客不利的。

　　印度也是人口大国，尽管也存在铁路运输人多车少的问题，但票贩子早已绝迹，原因是实行了售票实名制，可使票贩子难以确定具体的投机目标，加上火车票20%退票费的规定，这样就能从源头上堵住了黄牛的投机空间，杜绝违法倒票、贩票行为。火车票实名制的呼吁并不新鲜，早有人提议我国铁路部门可要求乘客凭身份证购票，并将姓名打到车票上，检票时同时出示车票和身份证件方能登车。在我看来这个流程并不复杂，却总被铁路部门以中国国情否决。诚然，实名制是挺麻烦的，延长了售票时间，增加了检票时间，但这并不能得出“不具操作性”的结论。我们的铁路客流量大，难道印度火车上人少?看过一些印度人乘火车的照片，比我们春运时还拥挤。

　　的确，退票或改签会让铁路方面造成一定的损失，与此同时，迟到毕竟是迟到，哪怕由不可抗力引起，乘客自身也存在一定过错。通情达理的乘客，承担一定的退票或改签的成本也是可以接受的，总比火车票完全失效作废要损失得小。合理分担损失才是法治社会应有的规则，请铁老大不要再找什么打击倒票行为的烂借口了。

　　媒体观察：

　　铁路新规催生“拾票族”

　　以前，火车票用过之后，不少不需要报销的乘客会在出站检票后，将火车票交给负责回收的车站工作人员，然而，随着“出站时车站不回收车票，普通列车乘客迟到火车票将作废”这一铁路新规的施行，催生了一群靠这一纸废票“生财”的“拾票族”，他们将这些废旧火车票以每张5元到20元的价格拿去售卖……[详情]

　　中消协质疑火车票作废新规：列车晚点也应赔偿

　　从工商总局获悉，铁道部新修订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章，引来质疑，中国消费者协会认为，该规定单方面限制了消费者的权利，且制定时未经听证，有损消费者权益……[详情]

　　国法不容旅客迟到票作废

　　旅客迟到火车票作废不仅违反《民法通则》，还违反我国的《合同法》。每位乘客从持有了那张火车票起就和铁路部门牢牢地建立起了客运合同关系，旅客没有按时上了火车，固然是有一定过错，但这种过错并不意味着持票者没坐火车，手里攥着法律赋予的法定权利则丧失殆尽了……

　　链接：

　　铁道部释疑火车票新规：意在打击倒票

　　12月1日起，铁道部实施了新修订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和《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以下简称客规)。6日，就新规定中退票改签等社会比较关注的问题，铁道部运输局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问为什么要对铁路客规进行修订调整?新客规增加了哪些便民措施?

　　答：这次修订客规，主要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铁路进入高铁时代新形势的需要进行的。原客规是1997年颁发的，距今已经13年，当前随着铁路现代化加快推进特别是高铁大量投入使用，需要对一些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于12月1日起施行的新客规增加了许多惠及广大旅客的便民利民措施，如儿童票身高上限提高、购买学生票由以往限定户籍所在地改为父母居住地、按已乘区间对无票乘车加收票款、主动补票不再加收票款、出站不再回收车票等等。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管理措施。

　　记者：近日，媒体热议新客规中普通列车退票、改签需要在开车前办理，而动车组列车车票不受此限制的问题。请问这是不是对乘坐普通旅客列车和动车组列车的旅客有不平等待遇?新的客规还有哪些新变化?

　　答：实际上，新客规对普通旅客列车车票改签与原规定“办理改晚乘车签证手续最晚不超过开车后2小时”没有实质性改变。

　　目前铁路总体运能仍不能满足运输需求，特别是普通旅客列车这一矛盾尤为突出。新客规关于普通旅客列车改签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在运能十分紧张的条件下，遏制票贩子的倒票行为，对其他绝大多数旅客没有影响。

　　实施这一规定，铁路部门作了深入的调查分析。据统计，现在旅客开车后改签的仅占总发送量的万分之四。在这万分之四中，还可以区别出两种情况，一部分是确因突发临时原因误了车，可以在开车后2小时内在候车室找值班站长、在售票厅找值班主任窗口，说明合理理由，办理改签，出行不受影响;还有一部分，能够确认倒票，可以依据规章不予改签，从而压缩炒票空间，加大炒票风险，维护旅客利益。

　　动车组改签原则上也要遵守“开车前改签”的基本规定，比如动车组改签普通列车或其他日期动车组时都要在开车前办理。只有改签当日其他动车组列车时才不受开车后2小时内限制。

　　记者：也有媒体对新客规中“低等级车票的旅客不能在高等级的车厢停留”提出质疑，请问铁道部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规定?

　　答：新客规中用的是“停留”一词，不是“通过”。也就是说，并不是不允许旅客在不同席别车厢间走动。这主要是为了维护列车内正常的乘车秩序。旅客应当按照所购车票的席别乘车，否则，在其他车厢长时间停留，可能损害其他旅客的权益。

　　朝韩在11月23日发生严重炮击事件后，中国尽管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强烈反应，但是，经过对事情的”是非曲折“的判断，中国旋即就开展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紧急外交行动。

　　这些外交行动包括：外交部长杨洁篪与美日韩同行的”电话外交“;国务委员戴秉国作为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紧急访问韩国，受到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接见，并与美国国务卿希拉莉通话;然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在周日的休息时间，召开”重要记者会“，紧急宣布中方的建议，希望尽快”举行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团长紧急磋商“。

　　据报道，在戴秉国与希拉莉的电话交谈中，有一句话：”中方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不仅如此，该报道还说，美国国务卿回应了中方的的”稳定“诉求，希拉莉表示，”美中两国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问题上拥有共同利益，相互合作至关重要。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半岛局势和平稳定。“

　　中国以”维稳“为出发点的地区外交行动，和与美国之间寻求在稳定问题上的”共同利益“，是一个重大的外交信号，值得充分注意。

　　笔者深深地认为，如同中国在国内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是维护稳定(”维稳“)一样，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亚洲，中国的主要外交政策目标之一也是”维稳“。这个重大方针政策似乎不断清晰化，且在不断地得到宣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笔者不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结束)，各种因素，包括朝鲜的危险举动，使世界和地区的战略稳定遭遇重大的挑战。整个2010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国际局势的动荡和各个不同角落的人们的不安、焦虑。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抓住国际战略”稳定“这个关键，与有关各方展开外交，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亡羊补牢“举动。

　　美韩采取非外交手段回应

　　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动荡，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长期以来，朝鲜没有实现正确的、真正的国家转型、南北朝鲜力量持续严重失衡(韩国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的地区大国，朝鲜却在经济失败、民生痛苦、政治世袭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谋求核武器维持南北平衡)，以及美国与朝鲜错过许多机会重建关系的恶果。这样的恶果已经是大事实，一时半刻不可能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朝鲜由于没有耐心和柔性的方略实现与美韩关系的正常化，却采取”挑衅“的”边缘策略“。美韩军演表明，朝鲜的一系列反应，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地缘政治后果。

　　这次炮击事件和之后韩国改组其国防部门，也暴露出韩国力量在军事层面上的弱点，也就是说，韩国未必一定具备一些人所说的”先发制人“打击朝鲜的绝对把握;反而，朝鲜因为不惧韩国的优势，反而处在令韩国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力量的地步。

　　韩国和美国对炮击事件的回应主要不是外交的，因为他们认为外交已经失败。按照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外交失败，外交就不再处在第一线，而是非外交的、强制的、军事的手段取而代之。

　　美国航母这次”出师“获得了充分的名义和理由，使得中国方面除了原则性的反对外，无法采取其它措施反制。今年，韩国”天安舰“事件后，韩美在中国近海军演，中国军队也开展了军演加以反制，但这次，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的举动。相反，美国一再向中国方面说明，派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来协防韩国，”不是针对中国的“，而且据报道，美国事前还就此”提前“通报了中国。

　　中国反对其它力量未经其允许，在中国专属经济区开展军事行动，但问题是，美韩开展演习的地方，不管其覆盖”半径“已经包括了中国北京、天津和大连等地，在韩国人的解释那里，那还不是中国的经济专属区，而是韩国的经济专属区，或者是美国人所说的国际公海。这又折射了中韩之间的另一个深层冲突，即在海洋利益上的冲突。其实，中韩之间围绕海洋权益和地缘利益的冲突，甚至比中日之间的冲突还要大;只是这个问题尚未像中日海洋权利纠纷那样，激起普遍的关注和情绪。

　　美韩的军演，如果遭遇朝鲜方面的实际的军事反制，则可能马上从”军演“转变为军事打击，甚至，美韩方面启动其可能早已确定的”应急计划“。有关美韩之间针对朝鲜有事(无论是”崩溃“还是”军事冲突“)的”应急计划“，是过去两三年美国和韩国的智库举行的一系列会议的议题之一。

　　考虑到韩日美都反对在当前条件下重开”六方会谈“，中国提出重新开始六方会谈紧急会议，且强调这个紧急会议还不是重启的六方会谈，显然是中国一种迫不得已的危机管理举动，是不是办法的办法。但是，明显的是，不管中国方面如何着急，韩美以及日本在当前形势下，不大可能会热心于这种不是”六方会谈 “的”六方会谈“，因为这样等于是对朝鲜”挑衅“的让步。

　　至于六方会谈今后是否会重开，不确定因素很大。”六方会谈“是远水不解近渴，但中国除了变换法子让”六方会谈“重启，似乎并没有更具体的方式在东北亚地区”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