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徘徊在上古时代
历史就是远古的世界; 想象就是时空的隧道; 思维就是不灭的灵魂; 开始吧,让灵魂穿越时空,回到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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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谈东北亚史二十二 2010-01-11 21:11:09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续十二)

在东北亚地区,从约前2000-1800年开始的的青铜时代起,无论是青铜技术,铁器,还是水稻种植技术上,都呈现出从今中国东北(包含辽东半岛)和半岛北部地区,向半岛南部,甚至日本列岛传播的趋势。例如,据当代学者考证,约前1200年至前900年之间,亦即前文提到的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大约时间,水稻种植技术从中国进入朝鲜半岛。约前1000年,青铜技术进入。约前300年,铁器进入。如果重要技术的传播,需要伴随人群移动的话,那么该区域内的人群移动,也总体表现为自北向南的特征。既然我们已经假设了半岛南部,韩人是比辰人早的居民,那么要研究辰人进入半岛南部的时间和可能的路线,就主要只观察北方这个方向了。除非北方这条线路出了走不通的问题,否则南方就暂时不考虑了。辰人作为一个集团的移动,在时间上,需要伴随重大时间的发生,或受压迫,或主动进攻,或天灾发生,否则找不到需要背井离乡的理由,老百姓不答应挪窝。在地理上,如果从A地到C地,B地是毕经之路,那么一定要占住B地,哪怕是短暂停留,才可能到达C地。对于辰人来说,C地就是半岛南部,B地就是半岛北部及其北边紧邻的地域,A在哪里,倒是可以暂时不考虑,反正在地球上。我们就用这两条时间和地理上的逻辑,来寻找辰人移动的迹象。其中关键,是看看B地的考古学文化,能够我们什么暗示。

基于以前的工作,在前195年左右,在古辰国西北部的大同江流域,是处于卫氏和箕氏交接期的朝鲜。在北部的龙兴江流域,是濊人聚居的“南濊”(本文的定义)。无论朝鲜还是南濊,都是以濊人为主体的人群。再往北,在地图上从左至右,当时分别是汉朝的辽东郡,那里生活着濊人,归化濊人和燕国移民(这两个可以称为汉人了),和一些可能存在的,若隐若现的貊部落;往东是“古濊国”范畴内的以长白山为中心的中西部山区地带,那里确定生活着濊人,抑或杂处着一些貊部落;再往东是今朝鲜半岛濒临日本海,传统上被称为沃沮的狭长地带,那里也生活着濊人,抑或杂处着内涵目前为止还不甚清晰的沃沮人,也可能有貊部落。

可以发现,从北纬38.25开始,直到北纬42度的广大地域之内,在人数上处于主体的,无疑是濊人;政治上处于强势的,有汉朝,卫氏或箕氏朝鲜,以及古濊国。在前128年,古濊国的濊君叫南闾,在前195年左右执政的可能是南闾的祖父或曾祖。如果不是世袭制,那就和南闾的祖上关系不大了。仔细审视,这种人群和政治格局,自战国末期燕国的秦开向东略地,至前195年附近,已经延续了约150年,并且还将延续至少50年,直到前108年汉朝进入半岛。在这约200年期间,政治上,本地区只有燕被秦汉替代,和卫氏替代箕氏这两件大事。人口上的流动,其一,体现为一些原来居住在辽东的燕秦汉的居民,因战乱进入半岛西北部的箕氏或卫氏朝鲜;其二,体现为箕氏带领少数亲随,转进到半岛西南部。而南闾在前128年内附辽东郡,和汉朝因此设立苍海郡,在政治上属于流星事件,在人口上,内附只是名义上的动作,实际并没有引起人群移动。

所以,从战国末期燕国行动扩张开始,到汉朝公灭卫氏朝鲜为止,整个区域内,更多的体现为濊人等人群,在逐步的繁衍生息,不断充实各自生活领地内的每个易居的角落。一句话,B区域很稳定,我们观察不到一个明显的时间窗口和地理上的通道,给古辰人提供一个从北向南迁徙的机会。这表明,古辰人实际已经位于半岛南部这个C区域了。这毋需气馁,我们可以象猎人一样,在史籍和考古资料提供的虚拟世界中继续搜索,耐心等待。好了,既然上述时间段没有机会,我们再把历史的时钟倒拨回春秋初期至战国末期这个阶段,亦即以齐桓公北伐山戎和秦开辟地两件历史大事为头尾的时间段之内,来碰碰运气。

如前所述,这段时间,是箕氏朝鲜-濊人集团突破侯国方400里限制,向整个辽东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这个政治集团的膨胀,我们看到,以“二次捡骨家族丛葬”为特质和曲刃青铜短剑为文化特征的濊人从今大连出发,向北迁徙扩张到整个辽东,以今沈阳和辽阳一线为界与西面的东胡相接,占据了今辽东半岛,辽北的铁岭和抚顺,辽宁吉林交界的西丰东丰和辽源,以及长白山中西部山区吉林的通化集安等地。同时,朝鲜半岛西北部濒临黄海的部分,由于分布着和大连地区同类的二次葬墓地,并出土同质的曲刃青铜短剑,所以也应该属于箕氏朝鲜-濊人集团新开拓的疆域。该集团的影响力,甚至越过辽河向西,深刻的烙印在东胡集团身上。战国末期,受秦开的打击,箕氏朝鲜-濊人集团丧失辽东,甚至丢掉了辽东半岛南部这个老根据地,其北部分支开始东迁,以古濊国的名义出现在吉林桦甸,靖宇,抚松,浑江等长白山区中部及其北麓一带,并且拥立一位称濊君的领袖。其南部分支,退缩到半岛西北部,以大同江流域为中心,继续称朝鲜,延续箕氏统治。

在我们简短回顾箕氏朝鲜-濊人集团的成长历程时,稍微细心的,会发现,长白山区西部的濊人,大概是春秋早期出现的,而长白山中部的濊人,则迟至战国末期才出现。这似乎勾勒出一种濊人从西至东逐渐迁入长白山区的趋势。亦即前面谈到的濊人逐渐进入并布满B区域的时间,是春秋早期至战国末期。如果把布满濊人的广义上的长白山区比做一扇横亘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历史地理之门,阻挡任何非濊人从北方向半岛迁移,那至迟到前195年左右,这扇门已经关闭。而从春秋早期至前195年左右,则是该大门的渐渐合上的时间,那些紧挨在大门口,正在门槛上和稍稍进入大门里边的人群,即那些在春秋早期及以前,就已经到达广义长白山区的人群,有约300至350年的时间穿过大门,移居半岛腹地。亦即如果辰人在这300至350年间,恰好已经在B区域(里外紧挨大门和门槛),则300-350年后,随着濊人占据B区域,辰人就只有向大门更里的C区域(半岛南部)移动了。这是振奋人心的发现,无论辰人从地球上哪里来,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种可能性,去推翻“辰人就是土生土长亘古不变的半岛人”的传统认知。

考古发现,确实显示出有不同于濊人的人群,赶在大门关闭以前,穿过了这扇大门,再次强有力的支持了我们简单而有效的推理。真是柳暗花明,再次感谢考古学家每每在关键点上支持我们。回到前文曾经观察过的一个考古遗址:位于鸭绿江水系的今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拔子遗址。我们直到该遗址的第三期,即春秋至战国时期,出土了典型的濊人墓地(二次捡骨家族丛葬墓),这支持我们关于濊人开始关大门的论断。而早于第三期的第二期遗存,即西周至春秋早期的遗存,明显是不同于濊人的遗存。这表明,大约从春秋早期开始,随着濊人移居到位于长白山中部和西部的山区地带,原来居住在该地的其他人群被迫移动了。考虑到濊人是从西方进入该区域的,我们只能假设那些“原住人群”向更东,更南,和更东南迁移了。向南或东南方向迁徙,支持我们关于“人群穿过大门”的论断。类似万发拔子的遗址出土还不多,但鉴于长白山区的中西部,经常在考古学面貌上保持一致,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万发拔子遗址所显示的濊人替代“原住人群”的现象,自春秋早期到战国末期,从西向东,在该区域逐步发生。随着濊人最终到达长白山区东南部的龙兴江流域,那些“原住人群”又会不可避免继续征程,进入半岛南部的古辰国的范畴之内。当然,不能排除一些“原住人群”或被压缩到所谓“沃沮”的狭长滨海地带,或留守原地,散居在各处,做强势濊人部落群中的汪洋孤岛。几点说明:

1,刚才谈到的“原住人群”可以被贴上“疑似广义辰人”的标签了,从逻辑推理,考古资料和历史地理常识等多方面都支持。“疑似”两个字,在全部论证完成以后才能拿去。诚如我们以前谈过的,广义“辰人”内部有亚集团,所以这个论证工作会拖得很长,究竟写多少字我也没底。
2,“疑似广义辰人”,从万发拨子出土的资料看,是个使用鬲的人群。这一点意义深远。前文陆陆续续有些关于“鬲”,“有鬲人群”和“无鬲人群”的描述,有兴趣的可以回去翻翻。
3,刚才的论证,其实有意忽略了半岛北部的西北滨海区域,就是大同江流域。原因在于无法大量查阅今朝鲜出土的考古资料。但这个缺憾会在论证“广义辰人”亚集团的时候,用非考古资料的方法补上,结论完全和万发拔子考古资料显示的一样。

好了,辰人很可能在春秋早期或更早就已经抵达半岛北部及其临近区域。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中前期,受到濊人和箕氏朝鲜的压迫,逐步向半岛南部移动,一直退却到大同江和龙兴江流域以南。

有关辰人的第一个推论,有点可以结束的意思了。总结一下,今朝鲜半岛的南部,经历了“韩->辰->韩->辰”这样的演变。如果假设“韩人”为相对的土著,广义辰人大约在春秋早期或更早就已经抵达半岛北部及其临近区域。受到外力压迫,在春秋中后期和战国中前期,辰人移动到半岛南部,使半岛南部地区发生了“韩->辰”(第一次)的改变。这些辰人很可能组织了一个部落联盟,我们把他们所居住的地域称为“古辰国”,即后汉书所称“皆古之辰国也”。约前195年左右,箕氏受到卫氏驱赶,离开半岛西北部的根据地,转进到半岛西南部,联合“韩人”,击败“古辰国”,称韩王,使半岛南部地区又发生了“辰->韩”(第二次)的改变。约从公元245年开始,半岛南部的“韩”政权和曹魏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受到残酷打击,势力衰退,导致“古辰国”后裔复国,建立了有一定政权特征的“新辰国”,使半岛南部地区再次发生了“韩->辰”(第三次)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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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谈东北亚史二十一 2010-01-08 15:06:42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续十一)

谈完了半岛南部在政权上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改变的时间,就要专注于第一次改变,即由“韩”变为“辰”的时间了。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首先需要解决:a,半岛南部,为什么是从“韩”开始,而不是直接由“辰”开始。b,如果从“韩”开始,“韩”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的?为了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我在前面,设定了一个假设,就是:在箕准进入半岛西南部以前(约前195年以前),“韩人”是相对的土著(没有绝对的土著),“辰人”相对于“韩人”来说是外来者。外来的“辰人”征服了“韩人”,建立了“辰国”,“韩人”成为被统治和奴役者。现在仍然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来推断第一次改变,亦即“辰人”进入半岛南部的时间问题。“韩”为什么是相对的土著,并且土到什么程度,还是放到以后讨论“韩”时解决。还有,此处的“辰”,也还仍然是广义上的“辰”,亦即把“马,辰,弁”统一处理,暂时不去区分他们内部之间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有时确实是深刻而久远的。最后,为不引起歧义,我们把箕氏“韩“政权以后复立的“辰国”,称为“新辰国”,箕氏“韩“政权以前的“辰国”,称为“古辰国”。

弄清楚“古辰国”在地理上的范围,是进一步的探讨的前提。在范晔的表述中,乐浪和“南濊”以南,东西以海为界的今朝鲜半岛南部,都是“古辰国”的范畴。尽管区划曾经不断的调整,但乐浪基本上位于大同江流域,以今平壤为中心,这些地方是汉灭卫氏朝鲜后,乐浪郡的基本地域。而“南濊”,以前讨论过,是今龙兴江流域。位于大同江和龙兴江以南,“古辰国”占据了今朝鲜半岛的大约三分之二的地域,地盘够大的。在这么大的地盘之内,除了“马,辰,弁”这些个部落外,也还分布着一些其他人群或亚人群部落。有几点说明:

一,我们一直谈到的半岛南部,潜意识中,是指今日韩国所覆盖的区域,大致指汉江以南的地区。但“古辰国”所及的地域,要比今日韩国大,跨越了汉江南北两岸。首先,真番属于广义上的“辰”的一部分,也就是“古辰国”的一部分。从前文可知,真番在汉代司马公笔下就进入典籍,有兴趣的可以查查以前的描述和相关资料。汉灭卫氏朝鲜后,在原真番方国的基础上,设立了真番郡。真番郡,位于乐浪郡以南,根据当代史家考证,具体的位置在今汉江南北两岸。其中汉江以北有7个县,汉江以南有8个县。在真番郡撤消后,北部的7个县先后属于乐浪郡南部都尉和带方郡。南部8县的去向,已不可考。我们原来根据“真”和“辰”在发音上的关系,推测“真”可能就是“辰”的意思。现在看来,由于真番位于范晔所指的古辰国地域之内,这种可能性增大了。其次,魏略记载,卫氏朝鲜末代右渠执政时,“朝鲜相历谿卿以谏右渠不用,东之辰国,时民随出居者二千馀户”。卫氏朝鲜的地盘在大同江流域的乐浪,最多把受其羁縻的真番算进来。朝鲜相出走的方向是向东,目的地是辰地。所以乐浪郡的东部,抑或稍微朝向东南方,位于“南濊”正南方的北汉江流域,也应该属于“古辰国”的一部分。

二,古典史籍中的“马,辰,弁”三个亚集团的具体位置,结合现代学者的认识和考古资料,多认为“马”在今韩国忠清南道的锦江流域极其南部的全州等地。“马”的位置,拜箕氏韩政权之赐,出土较多的文物,容易确定也比较可信。“辰”和“弁”就比较困难,没有太有力的考古证据支持。好在分别从“辰”和“弁”脱胎的新罗和伽耶,大体上被认为位于今韩国东部的庆州一带和东南部的洛东江下游一带,权且以新罗和伽耶的位置代表一下“辰”和“弁”吧。所以古辰国所属的几大亚区域,也基本明确了,包括:真番,乐浪东南濊南之辰地,马,辰韩之辰,弁等,此外,生活在“古辰国”地域上的,一定有比“古辰国”更古老的韩部落,尤其是“马”和“弁”的南部区域,靠近倭的一些地方。

三,半岛上的“古辰国”,是不是一个政权,不能肯定。有很大程度,仅仅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被冠以“辰”的人群,居住在这个地域,从而该地被称为“古辰国”。这些人群虽然广义上被称为“辰”,但彼此可能存在着一些差异,有纯正和非纯正之分。在三国志中,陈寿认为“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这可能意味着,属于“辰韩”的这些辰部落,才是纯正的“辰人”。但范晔认为,无论“马,辰,弁”,都是古之辰国。这些记载,真是让后人为难。“弁”还好说,和“辰韩”杂居,相像的地方较多,马马虎虎也就过去了。关键是“马”,部落数量在三者中最多,“新辰国”的王也出自这里,都城也定在这里,“马”对“辰”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却可能不是那么纯正。这些纯与不纯的区分,很有可能在广义“辰人”进入朝鲜半岛南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具体都留待以后吧。

四,属于“辰人”的根本特质,还待定。所以史书中,关于“马,辰,弁”的众多描述,还不能轻易就理解为是“辰人”的特征。姑且不论我们已经假设早期的“韩人”作为相对的土著,面对“辰人”的进入,无论有多少选择离开,也一定会有一部分留在当地的。单就以后期箕氏为代表的“韩”政权来说,存在时间最长就可能就有400余年,这样长的统治岁月,无论如何也会给所有部落和居民,包括“马,辰,弁”,留下印记的。根据前文在分析濊人时获得的结论,马韩(指地理上的半岛西南部)这个地界上,肯定也生活着濊人,这一点不能忘记。所以史书中,由于成书时间在魏晋以后,史家对“马,辰,弁”的描述,一定搀杂了较多的韩濊人的特征,不能一概而论,都比定为“辰”人和“古辰国”的文化遗产。

好了,根据仅有的文献,又罗嗦了一翻。这反映出一种困境,即有关“辰”的来龙去脉,在史籍中根本就无据可考。我们需要再次借助考古资料,来大概推断。我有时候很困惑,对于“辰”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上古民族,我们的古典史籍,甚至传说,怎么就忽略他们到如此不堪的境地?中国的上古历史,受到司马公史记的影响太大,自从公把黄帝和姬姓确认为正朔以来,包括“辰”和“濊”在内的,和几乎每个中国人的生命都息息相关的一些上古民族,就彻底湮灭了,可叹。天可怜见,我们就要亲密接触这些个远古的祖先了。

我们从前195年这个确凿的时点,开始倒推,通过考古资料来还原这个时点以前,东北亚人群的分布,勾勒可能存在的辰人进入半岛南部的路线并推断进入的时间。这个考古资料还原工作,在研究“濊人”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已经得到的结论就不再论证了,而是直接使用。在讨论“濊人”时,我们部分梳理了"在由辽东半岛,长白山南北两麓和朝鲜半岛中部构成的这个地理范围之内,在从西周到东汉这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段内"的考古文化。现在要把视野放的更大,要针对一些细节,做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寻找“辰人”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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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谈东北亚史二十 2010-01-08 00:29:21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续十)

第二次改变,即由"辰"变为"韩",毫无疑问发生在卫氏代箕氏后,箕准逃亡海上,进入半岛西南部,建立箕氏韩政权之时。应该在前195年以后不久,但更准确具体的时点已不可考。前195年是燕王卢绾叛汉,卫满亡入箕氏朝鲜的时间。关于第三次改变,即由"韩"再变回"辰",后汉书中只提到了“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但在三国志中,有一些记载,值得研究,原文是这样的:

“侯准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走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带方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衣帻千有馀人。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以与乐浪,吏译转有异同,臣智激韩忿,攻带方郡崎离营。时太守弓遵、乐浪太守刘茂兴兵伐之,遵战死,二郡遂灭韩。”

文献中,“臣智”是半岛南部较大部落首领的称号。文中,“韩,濊,倭”交替出现或连用,暂且不要受干扰,紧抓住韩就好。“辰韩”出现一次,也是暂时笼统理解为半岛南部的某个地区即可。其它文字上东西都还的好理解。

文献中,由于“汉时属乐浪郡,四时朝谒”这句话,紧接着对箕准事件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陈寿在继续描述箕氏的韩政权。如是,则大致可以认为该政权在两汉时代,都属于乐浪郡羁縻。从原文看,尽管箕准对汉天子敬意有加,但可能最终都没有获得正式承认其“韩王”的地位。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但公孙氏割据辽东,统治似乎很稳固。东汉献帝(189年-220年在位)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公孙氏还新设立带方郡,扩大了“改土归流”的范围,此时“韩”政权又属带方郡羁縻。但曹操灭公孙氏后,辽东和朝鲜半岛上的秩序似乎出了问题,导致曹魏和当地力量不断摩擦,一度还失去了对乐浪和带方郡的控制。

从文献中,我们看到,即便箕氏在贯穿两汉的时间内,还尊为“韩王”,但自东汉桓帝(146年-167年在位)和灵帝(168年-189年在位)之后,箕氏还能不能保持韩王的威信,颇值得怀疑。我们可以看到曹魏明帝(226年-239年在位)时期,带方和乐浪已经在直接册封“诸韩国”君长了。上段文字的最后,还明确提到了乐浪带方二郡曾经有一次针对“韩”的重大军事行动,虽然付出了带方太守弓遵战死的代价,但灭“韩”。这可是个不小的事件。在历史记载中,自从看到箕氏称韩王,建立韩政权后,还是首次看到“灭韩”的纪录。这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研究。

先看看时间。灭韩和弓遵战死的年代,肯定在曹魏齐王(被司马氏废帝号)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之后,因为该年弓太守还健在,还曾对前面提到过的不耐濊侯用过兵。公元245年,距离发生西晋八王之乱的公元291年,只有不到46年,距离匈奴刘渊攻陷洛阳而导致西晋覆灭和衣冠南渡的公元311年,只有不到70年了。

灭“韩”这个事件,无论是指颠覆了箕氏的韩王地位,还是指对众多已经眼中无王的“韩”部落进行了“残酷”性的打击,都意味着“韩”势力在半岛南部地区相当程度上的衰落,这时当地的小气候。进一步从国际上讲,秦汉帝国所创造的政权,精神和文化上的无限光辉,终于也要夕阳西下了。大陆中原地区对周边地区强有力的羁縻,不可避免的因为长达百余年内耗,开始分崩离析了,这是国际大气候。在国际和地区大小气候的作用下,如果半岛南部部分人群,选择在这个时间窗口“复自立为辰王”,在时机和政治环境的拿捏上,无疑都是极其聪明的。我推测,第三次改变,即由"韩"再变回"辰",很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推理和历史演进的规律,其它记载,以及后来的政治事件是否能衔接得上。

1,以西晋为代表的,位处中原的老迈政治势力的灭亡,是当时中国北部周边地区其它新生政治势力崛起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毋需赘述,从国人耳熟能祥的所谓“五胡”的成长经历就可以总结出来。所以从历史演进讲,上述推理符合规律。

2,五胡中,鲜卑属于东北亚系统。同属东北亚地区的勾骊,伯济,新罗和伽耶等国家,真正成气候的时间,是在四世纪下半叶或五世纪初以后。所以刚才提到的时间窗口,为后来崛起的政治势力,留下了足够充分的成长期。在这个成长期内,半岛南部存在一个“辰”联盟,和后来伯济,新罗和伽耶的崛起,法理和时间上都不冲突。法理上,我们可以把这段成长期大致理解为类似西周东周时代。初期,联盟的领袖还是有一定权威和实力的,好比西周。中期,联盟的领袖可能只有名义上的威望了,好比春秋,诸侯们好歹要“尊王”。末期,就进入战国时代了,“辰王”被仍进历史垃圾桶里,台面上只剩下了伯济,新罗和伽耶等撕破脸的好斗强权。

3,“复自立为辰王”这件事,由于王和都城,都产生于半岛西南部,这和后来的百济国在地理上重叠。所以“复自立为辰王”在时间上,主要是要避开百济崛起并称霸半岛西南的时间。当代的史学家,已经将百济建国的历史推进到公元前,而且经常吹捧该国在公元初,就已经有了惊天动地,一统江湖的势头。这些臆测,如果不幸正确的话,无疑大大削弱了“复自立为辰王”发生在公元三世纪的可能性。想想,百济既然如此强盛,怎会让“辰王”这个头衔旁落?如果“辰王”这个帽子戴不到自己头上,怎会让这个“王”顺利产生?所以百济风光起来的时间,需要考证一下。百济通常被认为是后汉书和三国志中提到的“伯济”国,再bias的学者,对这一点也不会有异议。毕竟能在东亚最早和最系统的信史上留下纪录,是一件荣光的事情,总比传说拿得出台面。三国志作者陈寿,魏略作者鱼豢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所生活的年代不同。鱼豢是曹魏人,陈寿是蜀汉和西晋人,范晔是南朝宋人。鱼豢陈寿早于范晔。我们从几位大家在描述伯济时的细微差别上,也许可以看出点眉目来。陈寿在《三国志魏书》的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中,列举了马韩(理解为地名,指半岛西南部)五十四国,其中之一为“伯济”,并没有对其青眼有加。而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第七十五中,没有列举诸国,但单列了“伯济是其一国焉”。呵呵,这点细微差别,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从陈寿(三国西晋)到范晔(南朝宋)的时代,是伯济逐步壮大的时期,而不是其鼎盛时期,所以“复自立为辰王”和伯济的崛起,在时间上是相容的。

4,统一的新辰国,王治据后汉书记载,“都目支国”。根据三国志,“辰王治月支国”。孰对?由于在三国志中,陈寿详细纪录了马韩54国的名字,其中一国恰好名“月支国”,所以陈寿可能是对的,而范晔的“目支”可能是“月支”的讹写。这一点,还有其它论证方法,以后会提到。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纪录中,将“月支”和“伯济”最为国是并列的,而“月支”却又是王治,这说明再次恢复“辰”国传统的部落,不是后来鼎鼎有名的“伯济”,而是“月支”。也说明此时“月支”的实力应该在“伯济”之上,伯济国的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伯济称霸半岛西南部和“尽王三韩之地”的“辰王”时间上有后有先,并不矛盾。

5,读陈寿的记载,尽管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如“辰王治月支国”,表明当代半岛南部可能存在一个“辰”联盟,但他通篇都没有明确的说法。反观范晔,“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和“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等论断掷地有声,言之凿凿,不容怀疑。所以,陈寿所处的年代,可能属于“辰”联盟的早期阶段,中原学者对这个新生的事物还很朦胧,虽然窥得一鳞半爪,但无法知道来龙去脉。而范晔时代,对“辰”这件事就已经耳熟能祥了。这从侧面也佐证了上述时间窗口的合理性。

6,无论如何,不能排除“复自立为辰王”发生的时间早于上述时间窗口的可能性。例如,后汉书记载“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諟等,诣乐浪贡献。光武封苏马諟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建武是东汉光武帝的年号,建武二十年是公元44年。我们知道,光武帝刘秀在位期间,发生了众多东夷前来朝贺的事情,以前谈过的有夫余和勾骊都曾到洛阳朝贺。史书上有廉斯人朝贺的纪录,却没有明确提到箕氏朝贺的事情,也颇为蹊跷,可能表明,此时半岛南部的韩政权的控制能力已经下降。建武20年,距离前195年,已经200余年,箕氏的控制力下降,或被真正“韩人”取代韩王的名头,或“辰王”已经复立,也都是有可能的。好在魏略中纪录,新莽(地皇,公元20年-23年)年间,廉斯是辰韩的一个部落(这也是辰韩12部落唯一留下名号的),考虑到辰韩实际上是“辰”,作为“韩王”的对头,辰人积极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以求提高地位,也是情有可原的。以上所有这些可能都无上大雅,无法改变“韩”又变成“辰”的事实,差的只是时间上的精确程度。

7,考虑到“韩”这个名字,比“辰”要响亮得多。以至于魏晋以降的史家,皆用“韩”来称呼半岛南部。所以,以箕氏为代表的“韩”政权,即便箕氏失去王位,也应该有其它可以代表“韩”的势力来充当领袖,存在的时间应该长一点。而新的“辰”国,时间则应该短一点,尽可能的接近百济崛起的时间,以便人们逐渐遗忘曾经有这么个无比重要的“辰”匆匆走过。

综上所述,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在半岛南部,以箕氏为代表的“韩”政权,可能是在公元245年之后不久,由于受到带方和乐浪郡的严厉打击,开始向以“马,辰,弁”等辰人为代表的新“辰”政权转变的。这种转变,如果伴随着“韩人”远走他乡的话,那日本列岛在公元三世纪结束弥生时代,开启古坟时代,可能就是“韩人”远徙海外最直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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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谈东北亚史十九 2010-01-05 20:07:38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续九)


那么,箕准称“韩王”的原因,就只能是箕准进入的地区,曾经叫做“韩”,或居住着为数不少的被称为“韩”的人。“韩人”居住在半岛南部这个命题,通过这种排除法,其实可以成立。但我们需要严谨再严谨,考古学等方面的证据会在专门论述“韩”时给出,现在把进一步的论证工作暂且搁置一下,而想当然的认为刚刚的这个排除法,已经很充分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箕准为什么要改国号?经过思考,以下几条原因应该可以考虑:


首先,“朝鲜”这个称号,在箕准失败后,已经被卫满占据。我们看到,史记和汉书,继续称乎卫满的政权为朝鲜,称卫满为朝鲜王。可见卫满并没有给属于自己的政权取一个新的称号,而是鸠占鹊巢,顺里成张的当起了“朝鲜王”,所谓史记云:“朝鲜王满者,故燕国人也”。更要命的是,卫满继续使用“朝鲜”这个称号,从史记的记载看,受到了当时的汉天子的授权。如此,彻底断送了箕氏继承“朝鲜”正统的念头和合法性。没有办法,天威所至,莫敢不从。


其次,箕准从半岛西北部转进半岛西南部,只带领了“左右宫人”(三国志语)或区区“余众数千人”(后汉书语),可谓孤家寡人也。这和晋室宋室南渡不可同日而语。晋室宋室南渡,伴随着北方大量的士族庶族衣冠,流民,以及军队南渡,初期完全控制得了当地土著,继承社稷毫无问题。而箕准则相形见绌,他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来支撑他的统治。从箕准称韩王看,他找到的新的同盟,是“韩”人。所以,箕准改称号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稳固和保全自身在新土地上统治地位的主动选择。和箕准一样聪明的历史人物其实比比皆是,最令人困惑的就是周王朝的始祖“稷”,据说是“姜女”所生,但周王族又信誓旦旦说自己姓“姬”,这我就一头雾水了,稷到底是“姬”姓还是“姜”姓?可见周王族当年为了获得广大姜姓(或姬姓啊)人群的支持,不惜在出身这等大节上,都大打折扣。所以,近代靠出生传说推断上古国家统治者族属的研究方法,真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再次,箕氏称韩王,拉拢“韩人”,也是别无选择。无论“辰”和“韩”是怎样交替的,半岛南部的主要人群,至少应该有“辰人”和“韩人”两种。从箕氏在半岛西南部的统治最终被“辰”取代,而且是有点象报复性的恢复以前的称谓来看,“辰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箕氏的敌人。所以箕氏的最优策略,不但不是拉拢“辰人”,反而是联合一切受压迫的力量,建立统一战线,无情的打击“辰人”。“韩人”自然而然的进入了箕氏精心准备的“洞房”。


最后,如果一个假设能够成立,整个推理就会相当完美。这个假设我先写下来,留待以后专门讨论“韩人”的时候论证。假设:在箕准进入半岛西南部以前,“韩人”是相对的土著(没有绝对的土著),“辰人”相对于“韩人”来说是外来者。外来的辰人征服了“韩人”,建立了“辰国”,“韩人”成为被统治和奴役者。这个假设,使后来箕准联合“韩人”而压制共同的敌人:辰人,变的更加你情我愿。


好了,把推理和假设加起来,我们看到了在前195年-108年这个片断以前和以后的未知时间长度内,今朝鲜半岛的南部,经历了“韩->辰->韩->辰”这样的演变。还有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1,这种演变,只是部落联盟或政权名字的演变,两群人是同时存在的。但这种演变,也折射处人群社会地位的相对变化。

2,史书上明确记载,箕准从老根据地撤退以后,是从海上攻击了马韩。而我在这里一直说箕准攻击了“辰人”,和古籍是明显矛盾的,谁对?开个玩笑:我说我对,信不信由你。信史书,你就继续陶醉在历史迷雾里茫然四顾或不可自拔吧。信我,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历史迷宫,享受翻看历史底牌的乐趣。呵呵,玩笑归玩笑,言归正传。我的解释是,史书在这里所写的“马韩”,只是一个地名,以及用地名来泛指的人群。史书说“马韩”,并不是说“马韩”是“韩人”,而是说当时住在现在叫做“马韩”这块地界上的人群。我刚才在推理中,一直避免用“马韩”这个词来作为地名,而是用半岛西南部等来代替,就是为了避免歧义和望文生意,看见“马韩”就说是“韩人”。

3,坦白讲,“马韩”这个词的中心是“马”,一如“辰韩”这个词的中心词是“辰”,而“弁韩”或“弁辰”的中心词是“弁”一样。这三个词后面均加了一个韩字,只不过表明三者,在地域的意义上,都只是一个曾经叫做“韩”并居住“韩人”的地界内的一个部分而已。

4,“马韩”,“辰韩”和“弁韩”中这三个“韩”字加的,误导人们近两千年,一直以为这三个都是“韩人”,真是贻害千年啊。今天正式把这三个“韩”字去了,还以半岛南部三个亚人群的本来面目:“马”,“辰”,“弁”。

5,我之所以讲他们都是“辰人”,是有道理的:从“弁”被称为“弁辰”来看,“弁”即使不是纯的“辰人”,也融入“辰人”较早。史书记载二者相似性多于相异性,可以证明这一点。而“马”,恰好是推翻箕氏“韩王”后,建立新“辰国”的王族所在的亚人群,也都城所在的地界。王和都城都是“马,辰,弁”三家共同推举和商议的,那我们怎能不承认“马”是“辰”?

6,当然,到目前为止,“辰”基本还都是广义的说法。这个广义的“辰”,包含了各自有差别的亚部分,至少可以分辨出“马,辰(狭义),弁”。

7,“马”看起来怪怪的,难道是一个和马有关系的东东?呵呵,建议大家用方言读一读这个“马”字,仔细听听音,有什么感想?

8,“弁”是一个难题,暂时解决不了,但无伤大雅。

9,更重要的是,真正的“韩人”,经过“辰人”的一次入侵和一次复辟,凄然中,大量向海外迁移了,但仍然没有彻底从半岛南部消失。遗留下来的,一部分仍然坚持和保持着本身的特色,一部分则融合在“马,辰,弁”中,失去了原有的特性。这个以后在分析“韩”的时候再谈。刚才谈到了“韩人”从今朝鲜半岛南部区域,向海外迁徙,打开地图看看,就知道他们主要的目的地,正是今日之日本。


前面借助“韩”这个模糊的概念,为正题“辰”写了较多的过门 。接下来就要进入正题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韩->辰->韩->辰”的大概年代问题。


一至十八在博客:http://blog.wforum.com/L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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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谈东北亚史十八 2010-01-05 09:49:18

前195年-108年的东北亚人群和族群(续八)


在东北亚序列中对歳人的揭示,只是冰山的一角,更令人叹为观止的历史冰山将在以后的写作中浮出海面。简言之,歳人对我们每个生活在中国甚至东亚的人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随着有关歳人的揭示告一段落,我在考虑,下一个应该浮现的“冰山一角”应该是哪个人群?辰以及“辰人”逐渐进入我的视野。“辰人”的叫法相当突兀,尽管他们有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名字,但在这个阶段,还是暂时称呼他们为“辰人”吧。


辰在传统的有关东北亚史的古籍中,出现在后汉书,三国志和魏略里,彼此的记载相似,但互有补充。以后汉书为例,有两段原文是这样的:


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余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

...


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

...


关于辰的记载非常有限,而且和“韩”混合在一起。我们暂且借助“韩”来谈谈“辰”,但韩和辰在我认为是分离的,以后才会认真分析韩。从这些有限的记载,紧扣原文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一,“韩”地,在后汉书,三国志和魏略这些史书成书的年代里,甚至在这些史书所记载的东汉至三国时代,是指今朝鲜半岛南部区域,约方四千里的地域。在这个时段以前的某个时期,该地域是被称为“辰”地的。直接的证据为“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

二,居住在“韩”地的人群,大致被分为:马韩,辰韩,弁辰三种,也被称为三韩。在三国志中,弁辰也被称为弁韩。地域上,马韩在韩地的西部(包含西南部),辰韩在东部,弁辰在东南部。大致对应于今韩国的西部(含西南部),东部和东南部。其中,马韩和辰韩及弁辰的差别稍微大一些,辰韩和弁辰较为相似,但仍然有区别。

三,此时,“韩”地存在一个政权或部落联盟,但叫做“辰”,首领称“辰王”。该政权之所以自称为“辰”,只是恢复了他们以前的名称。但从外人的角度,他们仍然被冠以“韩”的称呼,所以“辰”是自称,“韩”是他称。

四,这个自称“辰”,他称“韩”的联盟,应该被理解为较为统一的政权,尽管未必是集权的,但存在类似西周的体制,是可能的。直接的证据是“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有都城,有区域内统一的王,体现了一定的政权性质。


在原文的基础上,有一些推论:


第一,“辰”和“韩”这两个名称,在出现在今朝鲜半岛南部的时间先后问题上,经历了“韩”到“辰”,且称之为第一次改变,然后又从“辰”到“韩”,且称之为第二次改变,最后又返回“辰”的过程,且称之为第三次改变。先谈第二次改变,从“辰”到“韩”。朝鲜末代君主箕氏准被卫满驱赶,从今以平壤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经海路南迁,进入半岛西南部,建立了一个“韩”政权。范晔的后汉书明确指出,这个“韩”所在的地方,以前是叫做“辰”的,所以第二次改变成立。第三次改变,从“韩”到“辰”,是指后来箕氏失去政权后,继起的政权“复自立为辰王”。很明显,新政权恢复了以前的称谓,叫自己为“辰”,所以第三次改变成立。这两次改变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仔细读文献,得到这样的推论是自然的事情。


关键是第一次改变,为什么有这次变化,为什么是从“韩”到“辰”,都需要仔细斟酌。这要从箕准南迁后,为什么要称韩王谈起。箕准称“韩王”,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他在南迁以前的政权叫做“韩”;二,他进入的地区,至少曾经叫做“韩”或居住着被称为“韩”的人,地名很多时候是因为人群而产生的,这个现象以前在讨论沃沮的时候碰到过。


前者可以“晋室南渡”和“宋朝南迁”类比,王朝从北到南,尽管经历的重大变故,但并没有失去道统,继续了晋和宋的社稷。箕准称“韩王”,如果属于这种情况,责意味着箕准的老祖宗箕子在商周交替之际,东迁至今大连地区所建立的政权,叫做“韩”,而不是“朝鲜”。这无疑是令人震惊的假设。首先,首次记载“朝鲜”这个政权的史记,成书时间距离箕氏卫氏政权更迭,箕氏南迁的时间不远,而司马公明确以朝鲜称之,这个国号应当可信。其次,古典史籍中,从未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表明箕氏从西周初期就建立的政权叫韩。“韩”这个名字,无论当今中国,朝鲜和韩国的学者,如何否认,一定是和中国历史上的“韩”起源相同的,这一点,会在以后详细论述。史记韩世家中记载,春秋时晋国六卿之一的韩氏,姓姬,受封韩原而得“韩氏”,这个韩原,在今陕西韩城附近。所以在历史记载中,“韩”作为地名,在大陆内部出现的历史,远远早于在半岛出现的历史。司马迁和班固在描述“箕氏朝鲜”时,如果它的国号是“韩”,应该会有所交代的。再次,如果箕氏的政权叫韩,则韩赵魏三家分晋时,当世将两韩并立,以中原韩国位列战国七雄的实力,断不肯接受国号上的重叠。即便是中原韩国的祖先,在位列晋国六卿的时候,实力也超出一般的诸侯国,也不会跟在别人的后面,接受“韩”的称号。最后,箕氏的“箕”和“韩”也扯不上关系,所以也不存在箕氏以“氏号”为“国号”的可能性。综上所述,箕准在南迁以前的政权叫做“韩”,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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