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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共妻"谣言变形记: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2010-09-28 20:14:23

  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基于不同立场的民众,对“革命”产生着各种误传和曲解,由此而生的谣言,却往往成为一种“政治”武器。

  1927年4月的一天,汉口三分区的十字街头,一位年轻的女子对着聚集的人群和过往路人,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不人道主义的!妇女同胞们,你们解了束胸没有?解了吧,男人没有束胸,我们为什么要束胸?”

  讲到激动处,这名女子突然解开纽扣,脱掉上衣,托着自己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打倒封建主义!铲除封建思想!”顿时,呐喊、笑声、口哨声四起,人群中一片骚动。女子热泪盈眶,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国民革命胜利万岁!”(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发生在远东传统社会里的疯狂行为,甚至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在民族主义首都武汉,发生了一起由八名庄重的、充满爱国热情的女大学生举行的沿江裸体游行”。4月25日,《时代》如是报道。这则报道如今看来都触目惊心:走在前排的,手举竹竿撑起的标语牌,除了架在鼻子上的大眼镜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其余七个也都赤身裸体。标语牌上写着:“自己解放自己!我们丢掉的是基督教的耻辱,而赢得了自由。把中国从基督教列强手中解放出来!”(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事实上,这是武汉妇女协会宣传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之一。而在1927年的部分武汉女性的认知里,裸体、解放自己的身体,就是革命的行为。就在3 月8日那天,武汉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女界领袖和20万军民在汉口举行国际妇女节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的时候,突然有些赤身裸体、手举彩旗的女人们冲进游行队伍。游行的人惊呆了,队伍有些混乱,但这些裸体的妇女却顾不得街上众目睽睽,依然随着队伍前进,边振臂高呼:“打倒军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

  这些裸体的女子是一些想参加到“革命”中来的妓女,结果报考武汉中央军校女生队,未被录取;想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也被拒之门外。彷徨失望之际,一位常光顾青楼的黄公子唆使她们说,学习有什么用,裸体游行才是“最革命”的。(安广禄《北伐时期武汉裸女游行风波》)

  在1920年代, 妇女解放运动伴随着革命风起云涌。长久以来,中国妇女被压抑的人性,被禁锢的生命突然有了冲破禁闭的可能,那些猛然爆发出的激情,身体本能的狂热往往无所顾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这股潮流与剧烈的社会革命相结合,性与政治交织,在整整三十年里上演了一出版本不同、内核皆为谣言的戏剧,其最耸人听闻的内容就是:“共产共妻”。

  ■ 离经叛道的年轻人

  此时,国人对于“共产共妻”这个舶来名词已经早有耳闻。

  这个名词来自关于从社会主义苏联的传闻。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后,人类历史上一种新制度开始实行,大部分人对此感到新奇陌生,也自然地设想起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一些荒唐的愿望也由此而生。甚至有材料显示,在俄国,私底下存在过“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

  尽管在苏联的正式文件中,始终找不到关于女人“公有化”的任何文字。但是,有关共产主义政权“共产共妻”的说法,却不胫而走。一系列耸人听闻的标题出现在西方各大报纸上,“苏维埃的一夫多妻制”、“社会主义将卖淫合理化”、“布尔什维克将俄罗斯丢在了人类文明的角落里”等等。

  很快,这则在俄国起源的谣言,就转道进入中国。

  事实上,苏联确实曾经努力要把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丈夫控制的经济权力中解放出来。在1917年和1918年,列宁颁布了两条法令,废除男性对他们的家属拥有的特权,确定了妇女拥有完全的经济、社会和性自主权力。但显然,这些做法在数千公里之外被误传和曲解了。

  当中国的革命者把目光投向苏联的时候,改变有史以来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便成为最有表现力的革命行为。激进的青年人掀起了一股毁家、废婚运动的高潮。诸如“工读互助团”、“男女生活互助社”、“利群书社”等团体也在古老的中国社会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团员们纷纷脱离与家庭的经济联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然后过起了群居的“公社”生活。

  于是,当“安那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依然让人着迷不已的时候,“共产共妻”的谣言,也与这群看上去离经叛道的年轻人如影相随了。

  广东海丰县教育局长彭湃,出身豪富,留学日本时,深受俄国革命影响。归国后,在家乡建立起“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试图以社会主义教育工农大众,革新社会。

  在20年代初期,彭湃给这个偏远的小城带来了闻所未闻的“社会主义”、“自由恋爱”等新名词,这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很快,就有人向主政广东的陈炯明告发彭湃在海丰大肆宣扬“共产”、“共妻”,彭湃不得不到广州待了两个月,“整日里只向人解说社会主义是主张共产不是主张均产,是主张自由恋爱不是主张共妻”。

  但显然,他的这份解释毫无用处。1922年5月4日,彭湃组织了海丰有史以来第一次“五一”游行。游行当天,彭挑选了个子最高大的一位学生,擎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边,旗子上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赤化”。在彭湃等人的带领下,各校的师生敲铜鼓吹喇叭,齐唱着彭湃自己写的《劳动节歌》:“劳动最神圣,社会革命时机熟……”高呼着“劳工神圣”的口号,浩浩荡荡、穿街而过。

  这种狂热的宣传赤化的行为,让海丰的豪绅惊骇不已,他们深信,这个年轻人是铁了心要搞“共产共妻”的了,他们在报上连续发表《借教育宣传主义之谬妄》、《铜鼓喇叭可以休矣》等文,攻击彭湃。但他们知道,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劳工神圣本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宣传,而只有将惊世骇俗的“共妻”传说鼓吹起来,才能让人们在“共产主义”的面前望而退却。

  ■ 谣言与敌人

  自共产主义传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共产共妻”就成了反对者攻击这种制度的有力武器。受到污蔑的不仅仅最初的左倾知识分子们,而且在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的政策后,这个“赤色”的国民党政权也难逃“被谣言”的命运。

  军阀们说,“孙中山讲讲三民主义还罢了,他不该又与赤党合作,唱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高调,这就非同小可了。”“赤党主张‘共产共妻’,不讲人伦,不分穷富,谁能受得了!”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夏曦在《湖南政治党务报告》中,总结地主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之手段时,第一条便是造谣农协及本党是共产共妻。与此同时,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一位农协会的代表发言说:“我们在家乡时,常听见土豪劣绅们说:国民党是赤化,赤化就是共产共妻。但是我们来到武汉一看,我们才知道完全没有这么回事,这完全是北洋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造的谣。他们怕我们知道国民党的好处,怕我们赞成国民党。”

  孙中山联俄以来,国民党的左派逐渐主导了这个政权。但随着革命的进行,国民党右派对左派势力严重不满了。此时“共产共妻”不仅是外界对这个亲俄政权不满的发泄,而且也成了右派对左派进行打击的武器。

  1927年4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文章,说“少数无知妇女发起举行各界妇女免耻裸体游行大会”,“名为免耻,实反增耻。发起者形同狗屎,赞成者无异禽兽”。“创此荒谬绝伦之邪说者,实系共产叛徒,以恶毒之设想,用狡诈之手段,利用无知妇女,举行免耻裸体游行,打破妇女廉耻,扰乱社会秩序,以为实行公妻之动机,遂其无限之欲望,是可忍孰不可忍!若不严行禁止,何以敦而维人格!”。文章并恳请各总司令总指挥,迅速禁阻,“并将赤党首领发起诸人,通缉严惩”。(李炎胜《1927年“武汉裸女游行”真相》)

  于是,革命大潮下,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些狂热行为,很快被政治所利用。 武汉的流氓势力专门收买妓女,组织起秘密的“妇女协会”,准备在“五一节”时举行更大规模的裸体游行。消息一出,武汉三镇顿时满城风雨。国内外报纸纷纷报道起这些惊世骇俗的事件,“共产共妻”的谣言甚嚣尘上。

  ■ 最“有效”的宣传

  宁汉合流之后,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逐渐地控制中国的政局, 那些依然坚持着共产主义的“赤匪”们成了蒋介石最主要的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转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一着。

  一位在江西剿共亲历者的日记《剿共随军日记》被军部政训处广泛分发传播。

  《日记》中历数中共十大罪恶:“投降赤俄,阻碍抗日,反叛民国,劫掠人民,毁弃礼教,破坏建设,灭绝人道,蹂躏地方,奸淫妇女,造成恐怖”等等。还通过某些被俘士兵和变节分子之口,讲述了他们在苏区的见闻。“共匪随处强迫民间妇女当慰劳队、担架队及宣传队等,实际不过供匪首泄欲轮奸之具。”水口战役后,某俘虏士兵则交代:“白昼行军,见有白衣、黑裙、着袜、穿鞋之女郎五百口随军出发,驻军后则不知去向,芳迹杳然矣!柔香蕙泽,何有于我哉!”

  在偏远的农村,红军未到,村长就带着村警,在村子又敲锣又喊又贴布告,说共产共妻的“共匪”来了,杀人放火的“红头蛮子”要来了。

  于是,很多人的印象里,苏区就成了伤风败俗的匪窝,而红军则往往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而这些,又因在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而有了捕风捉影的源头。

  1931年5月,毛泽东来到江西省寻乌县做调查。他发现:运动胜利的地方,女人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乡政府成立之初,每日所接离婚的案子必数起,而且“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女人们从“魔爪”下挣脱出来,“决没有守独身主义的,离婚后必然很快地就要结婚。”有些男人失望地说:“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

  初时的农民政权机关对于离婚几乎是不加干涉,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婚姻自由的规定,造成了一些难以预料的混乱现象。“芳田赤卫队队长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而在龙图和河角圩两乡的青年经常发生纷扰的事件,几乎造成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了一些。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

  不止是寻乌县,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婚姻上“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的现象。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里结婚、离婚竟达5 次。后来浦安修也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

  在湖南,“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投身革命,他们同样是走极端。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在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是又闹又唱,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在国民党封建制度压迫下感到压抑,渴望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写道:在革命以前的传统农村,婚姻始终是一种近乎本能的基本活动,很少有人察觉到它。直到有一天,革命者们跑到村里来审视着这样的婚姻,他们的书箱里有“五四”和法国的气味。这个时候,共产党人的马列修养还很不到家,他们用的是五四时代的语言,比如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完善的《婚姻法》及思想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许多不好的东西也随即产生。

  “每一次婚姻自由法令的出台,都会造成一阵‘青年男女过分浪漫’的性关系混乱的时期。”而正是因为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 “共产共妻”以口实。

  ■ 红色宣传

  正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蒋介石“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说他们犯下的各种罪行,以来煽动对红军的仇恨”。在被慢慢围缩的苏区之外,在漫长艰险的长征路上,那些贫苦农民们惊恐与异样的目光,也使得中共与他们最为倚赖的阶级之间,出现了联合上的麻烦。

  1935年10月,红军终于到达陕北。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禁锢,中共开始联系国外记者、进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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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曾国藩》 2010-09-28 17:55:59

  唐浩明写的《曾国藩》在1994、1995两年中红遍一时,成为畅销书。上次一剑同志在贴子里说到“可惜了《曾国藩》”的话题中涉及到一个历史高度问题,我就权作闲聊,与含章老弟、一剑同志等喜欢看这本书的朋友们一起说说。

  我自己认为唐浩明的这部小说《曾国藩》并没有占到应有的历史高度上描述那段往事描述曾国藩。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往往会比历史更加容易贴近读者的心理,它内中阐述的某些真知灼见往往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折射。然而,这些要害之处在小说《曾国藩》中,你是看不到的。

  曾国藩身处的年代可以说是“千年未见之变局”。曾国藩本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小说《曾国藩》中没有力透纸背的东西,湖南人写曾国藩往往就是这样,歌颂和隐含的歌颂太多,而这些歌颂赞美理解往往涂抹了曾国藩更多的油彩而忽略了他本质的东西。

  在曾国藩身上,我认为有三点最重要,最值得一书。

  第一,曾国藩才是清朝的掘墓人。像满清这样大一统强化集权统治的王朝,外部力量是很难打垮他的,只有内部的离心力才能给他订做棺材板。袁世凯不过是给满清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的人,而曾国藩则是这套棺材板的出处——棺材铺的真正老板。

  第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出力挽救满清的危亡,是文字狱高压下的知识分子高层的集体转型。他们从证伪到合作,从漠视到拥戴,这一过程既是立宪派的鼻祖呼声,也是和平过渡的原始发音。

  第三,曾国藩的改良最终逃不过“为政不罪巨室”这一可怕的中国特色的原始法则。曾国藩也好,张居正也罢,他们都是这一法则的挑战者,也都是这一法则的牺牲品。

  具体说到曾国藩的为人、用人,可以说曾是中国最后一位试图用道德力量权衡事功力量的跋涉者,但他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也不会有什么尽头,他走到了死胡同里面,也必然是要走进死胡同的。

  中国传统政治最重事功,说到底现实的力量掩尽天下人的耳目。所以,曾国藩的衣钵传到了李鸿章那里就是痞子,传到了袁世凯那里就是银子,传到了蒋介石那里就是枪杆子。再以后就地球人都知道了。

  所以,我们直到今天还在摸索民主、科学的道路,还在希望从旧有的真正意义上的儒学传统中找回缺失的部分。是不是这次我们就可以走到底呢?

  正如毛泽东死前说的那句话:“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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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市长就歧视华人道歉 2010-09-22 19:19:29

  新威斯敏斯特市长87年前主持的那场会议在当时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如今却令人痛苦。当时,他们想要建立排斥亚洲人联盟,致力于挫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令人讨厌的东方人”。

  今晚,新威斯敏斯特将为此以及对加拿大华人犯下的其他许多种族主义罪行道歉,从而成为加拿大首个正式为种族歧视赎罪的城市。

  新威斯敏斯特市长韦恩·赖特将道歉。这使已经退休的工程师、加拿大人争取和解协会主席比尔·朱推行一年多的运动达到高潮。

  对于比尔来说,道歉不仅是对以往错误言行的公开指责,也等于承认了另外一个很有必要承认的错误,那就是对于这些歧视行为和态度适时的集体记忆缺失。这些歧视行为和态度与现代社会认为加拿大是宽容堡垒的看法相左。

  比尔说:“这几乎就像是在粉饰过去。实际情况是,在这个国家,我们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受到歧视。我们并不是说要报复,但是要为我们还原历史真面目。”

  比尔说,这种“历史真空”还导致现今一些歧视行为。他说,“新加拿大人”这个词给加拿大人华人贴上了来访者的标签,与华人社区自1858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成立以来就存在的事实是完全矛盾的。

  2006年,加拿大曾就向8.1万名华人移民征收人头税一事向加拿大华人道歉。不过,比尔指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从未就其自身行为单独道歉。在20日之前,这个省还从没有一个市政府作出道歉。

  在歧视加拿大华人方面,新威斯敏斯特并非错误特别严重,尽管它的确在1908年通过次要法规,禁止华人、日本人、印度人和“其他亚洲人”参与市政选举投票。

  反而是2009年的一场争端导致新威斯敏斯特的道歉。1948年,这个城市的一所主要高中被建在一片华人墓地上。这所高中将要重建,避开一片官方认可的墓地,但没有避开华人墓地。2009年,比尔和他领导的组织直接反对这些计划,称应该禁止在所有埋有人类遗体的区域修建任何建筑物。

  比尔说,尽管新威斯敏斯特20日将作出道歉,但这个问题尚未解决。他说:“重要的是,要记住,任何墓地都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就是它被称为‘最后安息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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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内阁“惧美抗中” 中日走向恶化 2010-09-22 19:06:03

  菅直人新内阁上台,中日关系会变得如此的糟糕,这是谁也没有预料过的事。

  菅直人的“惧美情节”

  1983年,中国邀请三千名日本青年访问中国,刚刚辞去专利代理士工作投身市民运动的菅直人,作为其中的一员,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从此培养起很浓的“中国情”。2010年6月,菅直人出任日本首相,不少人士为之乐观,认为中日两国关系将会延续“鸠山时代”的“甜蜜”。但是,仅仅过去三个月,中日关系却变得苦涩难忍。

  平民出身,菅直人在艰辛奋斗的道路上,一直是谨慎入微。虽然在野党时代也曾表现出“武斗派”的色彩,但是,内心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甚至还有一种对于权力的迷恋。在担任首相的第三天,菅直人一度决定要到上海出席世博会日本馆日的开幕式。但是,他的这一决定仅仅过了一天,就被推翻。原因是有人“警告”他,如果他上任没几天就往中国跑,会使得日美关系更加紧张。这是菅直人第一次表现出“惧美”情节。

  不久前,由于美国政府有意降低美元汇率,使得日元攀升至15年来的最高值。菅直人担心会受到美国的报复,一直以来不愿意干预日元汇市。正因为有这一种“惧美”情节,所以,菅直人在上任后,就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敬而远之”的姿态,甚至容忍了与中国对抗的行动以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外务大臣文章还分析称,前原诚司当外务大臣,美国人开心,中国人担忧。

  今年49岁的前原,是日本民主党内出了名的鹰派人物。念初二时,在一家地方法院里当事务员的父亲因为负债过多而卧轨自杀,给前原的人生落下了很大的阴影,这也使得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剩下的路只有自己走,没人帮你。

  前原在当选民主党党首后,先出访美国,在美国的讲演中,公开宣称“中国威胁论”。他坚持一个观点:“与中国就是要把话说清楚”。

  不久前,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相关海域冲撞中国渔船,并非法抓扣中国渔船船长的事件中,前原是实际幕后指挥者。当时他担任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分管海上保安厅。因此,非法抓扣中国船长,以及准备全面对抗中国重开春晓油气田生产问题上,前原一直态度强硬,表现出“决不屈服于中国”的豪气。前原的这一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中国取消与日本合作开发东海油气田的第二轮谈判,并使得中国中止了与日本的省部级官员交流。

  前原如今被菅直人任命为外务大臣,成为菅直人首相的最得力助手之一,他在外交上表现出来的“亲美抗中”的思想,将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走向“冷却”。甚至有人担心:前原当外相一天,中日关系就会紧张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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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太不了解中国人 2010-09-22 19:05:09

  延世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文正仁结束一年假期,从近日开始上班。文正仁在中国北京大学度过了半年时间,他将自己与在那里见到的21位中国国际政治学家间的谈话整理成了一本书,书名是《探讨中国的未来》(意译),副标题是“和中国学者激情讨论”。出版这本书的三星经济研究所在该书封面上写出“颠覆对中国偏见的真诚访谈”、“中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等宣传字句。

  记者在看到这本书后不禁思考“原来中国人和韩国人眼中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例如,对于北韩国防委员长金正日死后是否会发生剧变,文正仁见到的中国学者持否定看法,与韩国人有所不同。对于中国军队是否会进驻北韩以稳定剧变事态,也持否定看法。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景一表示,中国从未因介入韩半岛问题而获益。韩国国内有人认为,北韩经济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的“东北四省”之一。就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表示:“北韩人接受中国的帮助,同时又在骂中国。”于是记者决定拜访文正仁,亲自听听他与中国学者见面的情况。在台风“圆规”袭击首都地区后的9月2日,记者在首尔新村延世大学校园研究室见到了文正仁。可能是因为秋季学期刚开学两天,学校里很喧闹杂乱。文正仁说:“书在8月16日出版,已经印刷3个版次。”

  问:韩国人对中国的偏见是什么?

  “韩国人的视线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以为韩国比中国富有、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以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落后于韩国。这都是错误的。在学术上也是如此,国际政治学并不认为韩国领先。一些人以为只要韩国与美国亲密,就能摆布中国,但那也是错误的想法。中国并不因为是共产党一党“独裁”而没有言论自由,学者们也并不只是为政府和共产党代言。韩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太多了。韩国人通过美国人写的书了解中国人,但这并不客观。”

  问:东北工程引发两国矛盾,天安舰沉没事件导致矛盾爆发。您认为,中国的内心想法是什么?

  “2004年我担任东北亚时代委员会委员长时,中国的东北工程引发了高句丽历史扭曲之争。我觉得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有体系地制造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韩中共同管理历史遗产。最好是平静地处理,但我们率先将问题争论化。随着韩国国内媒体大肆报道,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被激发:明明是我们的,中国凭什么随意弯曲。对此,中国网民则反驳说‘这属于我们的’,由此,事情越闹越大。近来中国共产党也对本国网民很敏感。”

  问:中国对此持有何种立场?

  “中国的政策是‘一史两用’,即,将同一段历史分为两个。而我们则主张‘一史一用’。我们批判中国通过东北工程将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历史。对于东北工程,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在意。我们的学界也应冷静。对于东北工程,韩国的历史学家们应更加坦诚。毕竟现在是中国领土,我们应该慎重。到满洲通沟去说‘这是我们的领土’,那里的人怎么可能高兴?”

  问:我们该如何解开与中国间的矛盾?

  “围绕天安舰事件出现矛盾是由于两国间不同的思考方式,并没有使韩中关系恶化。谈论韩美同盟没什么不好,但金大中政府时期韩中关系良好,卢武铉政府时期曾发生东北工程问题,但两国关系也很不错。李明博政府提出所谓的‘价值同盟’,但这并不是针对中国。中国认为‘这不合适,难道只有美国的价值是真正的价值吗?’,质疑说‘在中国赚钱,却和美国建立同盟,那么不要和我们做生意了。’目前韩中贸易额已超过韩美、韩日贸易额之和。中国远比我们想象的多元化,对我们的分析远比我们对中国的了解深刻。在我们的社会也有多重视角和看法,通过这些,对中国的看法也应得到过滤,但现在做得并不好。”

  问:两国就六方会谈重启问题也存在分歧“中国对韩国对六方会谈的态度也表示批判。中国认为,自己作为六方会谈主席国耗费财力和人力进行了投资,而韩国政府却要搞砸,自从李明博政府上台,韩国就极不合作。中国认为六方会谈就是为了促成美国与北韩的双边接触,而韩国却站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企图行使主导权。难道中国要为他人做嫁衣裳吗?六方会谈是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主要外交‘作品’,但韩国却搞不清状况。此外,由于韩剧总是贬低中国,民众对韩国会比较排斥,产生反韩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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