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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沦为闹剧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及其背后的金融游戏 2009-12-24 00:51:59

    经过了一番组织混乱,场面纷纭,与会各方“矛盾重重,互相争吵,甚至互以退会相威胁”的“历史性盛会”之后,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拿出了一份不具任何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草案。尽管提出这份草案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其称作“非常有意义的突破性进展”,但波利维亚、苏丹、委内瑞拉、古巴以及“七十七国集团”却对此发出了强烈的批评。笔者行文之际,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法达成一项世界公约已是板上钉钉了,即便是能否发表一份至少对得起与会的各国领导、非政府组织成员还有新闻记者们的差旅费与碳排放的政治声明,也仍在未定之天。

    面对这样的结果,却实在不能说是不欢而散,因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早已注定要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闹剧。

    我们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

    不说一大群代表在隆冬的哥本哈根一面冻得哆哆嗦嗦,一面辩论如何应付地球变暖本身就有多么搞笑;也不说就大家的亲身体验而言,这几年的夏天固然是很热,但冬天好像也同样很冷;只要我们从那些声嘶力竭的造势宣传里退后几步,冷静一下头脑,就完全有理由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的气候是不是真的在变暖?

    怀疑气候变暖?在这个“人类活动破坏环境”几乎等同于真理的时代,似乎是非常大逆不道的。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些证明地球气候正在变暖的重要数据却可能是某些“科学家”篡改过,甚至压根就是伪造的呢?

    11月20日起,一批黑客把他们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limatic Research Unit,CRU)的电脑里拷贝下来的数以千计的电子邮件和数据文件陆续公布于众。这些资料显示,这个堪称世界权威的气候研究机构涉嫌伪造和操纵数据,以支持碳排放造成地球变暖的结论。11月24日,该机构负责人菲尔·琼斯(Phil Jones)宣布辞职。
 
    CRU作为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全球领先机构,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据遭披露的邮件显示,在CRU2007年发表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却有意识地不采用1976年至2005年大气温度测量值作为30年气候趋势基准,而是继续使用1961年至1990年为基准,原因就是考虑到后者可以“更完美地”证明气候变暖的趋势。还有一封琼斯先生发出的邮件谈到了利用一种“手法”来掩盖气温出现下降的“不和谐因素”。

    部分被曝光的电邮还显示,这些科学家在不择手段地打压不同意见。CRU的另一位核心专家在他的邮件里说,他会联络BBC的一名环境记者,质问对方为何允许另一个该媒体的记者发表含糊的气候怀疑论文章。在另一封邮件里,一位CRU的科学家脏话连篇地辱骂怀疑气候变暖的同行,威胁要把后者“打得满地找牙”...

    事实上,CRU爆出的“电邮门”只不过是围绕气候变暖论证发生的众多问题之一。那些在“主流媒体”上被俨然列为“真理”的气候变暖图表在严肃的学术讨论当中多次被强烈质疑,甚至被批为“根本不合逻辑”、“跟独立获得的数据对不上号”。不过最雷人的事件还是发生在美国:一个“气候变暖论”的支持者宣称他的测量结果表明“近几年来气温明显上升”,但不久即被发现,真正的原因竟然是他设置的温度测量仪器正对着一个新安装的空调排热口!

    “气候变暖”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

    尽管CRU对数据造假的辩解已经到了越描越黑的地步,尽管“主流媒体”对“电邮门”、“空调门”一反常态地刻意低调甚至不予报道,我们还是不能过早地下结论,说他们是一个巨大阴谋的组成部分甚至策划者。我们可以言之凿凿的是两点:一、考虑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地球温度曾出现的起伏(还记得让大熊猫和水杉变成活化石的“第四纪冰川”吗?),不容置疑地说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变暖甚至明显变暖为时尚早;二、大家应该看到,在“气候变暖论”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甚至存在着关系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博弈。

    现在,让我们暂时远离一下甚嚣尘上的“气候变暖论”,把目光投向当今天下的战略态势与力量对比:

    在今年年初出版的《帝国沉沦---美利坚大危机总揭秘》一书中,笔者已经点出了美利坚全球帝国乃至整个西方最核心的问题:美国人不会做大战略。在“反恐战争”的深陷泥沼与“次贷危机”的山崩地裂背后,是美国整个全球战略的巨大失误,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战略性愚蠢。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末的那几年。那时节,美国在“新经济”浪潮的推动下进入空前的大繁荣。各国投资者争先恐后把资金送进美国,投资到各路“新经济”股票上。由此产生对美元的强劲需求直接推动了美元的走强,反过来又产生了投资美元资产更加强烈的利好。由此,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得以推行长达六年的强势美元政策,把全球投资者的大笔资金圈进了美国的资本市场。在那个时期,跨国资金的流动方向一清二楚:从边缘到中心,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流向美国。这六年时间乃是美元的全盛时期。

    然则,持续整整六年的强势美元在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资本市场的同时,却也大大提高了制造业在美国本土的运营成本,使继续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企业无利可图。而华盛顿积极推行的全球自由贸易为在海外生产的商品畅通无阻地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体制保障,获得了长足进步的世界海运与空运能力则解决了“门到门”送货的后勤问题。最后,恰恰正是“新经济”发展出来的网络技术为相隔万里的工商管理与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了越洋快速通信能力。至此,把图纸在一分钟内从美国东海岸发到昆山或东莞,几星期后产品就装上货轮或飞机发往客户所在地成为了可能,跨国公司把供应链战略性地移往发展中国家的动机和条件全部具备。中国全面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于2001年底完成后,这一战略性的实体经济全球大转移随之全面提速。

    就这样,一方面是以网络公司为代表的“新经济”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盈利的经营模式,一方面是以制造业为核心的“旧经济”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大规模外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经济开始急速地虚拟化和空心化。所以说,美国经济爆发危机的祸根正是在美元最强势的那段时间埋下的。

    面对经济急剧空心化的形势,美帝国的当权者却没有选择正面应对,而是采取了大规模滥用世界本位货币发行权,进行空前的作弊(或者说就是操控货币)。世纪之交以来,美元资产价格(还有油价铜价等基础商品期货价格)大幅上涨的背后并不是美国经济的真实增长,而是大量投放市场的“新美元”。换句话说,就是美元实际流通量的急剧膨胀。通过美国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些新增的货币供应催生了庞大的资产泡沫,继而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大规模的货币增发就这样通过发达的金融衍生产品造就了一大批“不想工作,也不必工作”的美国人,造就了二十一世纪初美国经济的虚假繁荣,也造就了世人对美国经济盲目的信心。所以说,不是发达的金融衍生产品与庞大的资产泡沫制造了问题,而是美元区事实上已存在近十年之久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它们制造了盲目的信心,从而掩盖了真正的大问题:作为全球帝国核心的美利坚本土早就已经在唱“空城计”了!事实上,美元区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至少已经存在了将近十年,而不是从2009年初才开始的!

    从实质上看,植根于美国经济大规模空心化并进而造成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次贷危机”并不是纯粹的金融危机,而是一场战略危机。由于问题的根子是出在战略布局的层面上,仅靠金融层面耍把戏不可能从根本上结束这场危机,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国运。美联储全无节制的货币投放也好,奥巴马没有刺激作用的“刺激计划”也好,都无法完成挽救美利坚帝国国运的最重要的任务:以低成本高效率“回笼”那些大肆滥发之后如洪水般汹涌澎湃“流失”到全世界各地的巨额美元。

    于是乎,在这个关键时刻,“时势造英雄”,“气候变暖论”与“碳排放”新概念横空出世,粉墨登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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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化:矿产资源改革的一条新路 2009-12-10 00:26:36

    随着成品油定价机制的推出,铁矿石价格谈判及与相关“间谍案”的震荡,以及山西“煤老板”随着近来“国进民退”的浪潮行将成为“历史名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不可再生资源矿权如何界定,开采又如何管理,在资源紧缺已成为常态的今天,越发受到人们的密切关注。

    令人扼腕叹息的现状

    实事求是而又不客气地说,矿产资源基础商品这个价值链“微笑曲线”日益抬头的前端,却是相关体制改革做得相当差的一个领域。当初由于国有矿企的效率低下而引入民营,结果却产生了一大批不计后果的“煤老板”、“矿老板”与一大群通过权力寻租而暴富的政府官员。由于“煤老板”们取得的实际上是一定年限之内的矿产“使用权”,而不是矿产“所有权”,矿权不清且取得开采权的所付成本与出售矿产品的所得收益完全不成比例,造成的客观效果就是“采出来的就是‘煤老板’的,留在地下的就是国家的”。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之下,大概任何一个“理性经济人”都会选择在有限的时间里疯狂开挖,把能捞的尽一切可能捞到手,然后扔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矿山一走了事----这个矿根本就不是他的,他又有什么动力对这个矿的长远负责呢?

    而如今把矿产收归国有,组建一批由各级地方政府牵头的大集团,是否就能解决问题了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老毛病会不会重新抬头呢?更有甚者,会不会压根就是换汤不换药,具体到各个矿井,仍然是那些极善钻营极善搞关系极善打通各路关节的“矿老板”们通过入股等各种方式改头换面,继续在基层把持局面呢?倘若是那样的话,恐怕各类矿山事故频发,回采率低下,不可再生资源在“小散乱”状况下遭贱卖被浪费的局面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把眼光放得更宽广一些,就可以看到:在矿产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上,目前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一个劲的涨价;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一个劲的跌价。最鲜明的对比莫过于铁矿石与稀土。铁矿石售价从几年前的二三十美元一吨暴涨到一度超过百元,其中2005年度铁矿石价格涨幅为71.3%,2006年度为19%,2007年度上涨了90%,2008年度竟史无前例地达到了令人震惊的96%!据钢铁行业的估算,2003年至2008年间,中国钢企为铁矿石价格上涨付出了高达7000多亿元的巨大代价,相当于同期中国钢企利润总和的两倍多。

    占全球一半以上的铁矿石资源消费量未能在国际市场上换来铁矿石的定价权,而占全球不下一半的稀土资源蕴藏量同样未能在国际市场上换来稀土产品的定价权。据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苏文清先生的不完全统计,我国有稀土精矿企业20家左右,稀土冶炼企业130家左右,稀土生产企业80家左右。众多稀土企业并存的“小散乱”局面使稀土产品严重供大于求,继而自然就是在市场上自相残杀相互压价。“在出口贸易中,基本上是外商提出什么价格,企业就得接受什么价格,使得珍贵的稀土卖个土价钱。”----这不是哪位“愤青”的信口开河,而是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安四虎先生的原话。

    产业整合是行政主导还是市场化?

    如果一定要刨根究底的话,无论钢铁工业还是稀土产业,其“小散乱”局面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现象密切相关。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GDP与寻租机会,纷纷不顾一切地招商引资开厂开矿,并千方百计把当地兴办的企业抓在手里。如此一来,必然是监督管理政出多门,小厂小矿遍地开花。就以钢铁工业为例: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国内大型钢企扩大产能受到严格限制,当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时,却又跟不上形势的快速发展。此间地方政府利用下放的审批权,推动了大量中小钢铁项目上马,其中不乏先把厂建了再补办手续的“铁本模式”,致使钢铁行业集中度大幅度下降。而这些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小钢厂由于同当地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每每受到各式各样的特殊关照,致使市场竞争机制失灵,该淘汰的难以被淘汰。最终,中国堪称世界之最的钢铁厂数量逼出了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铁矿石现货市场,并迅速沦为乘虚而入趁火打劫的力拓等矿业巨头敲诈勒索肆意抬价极为有效的借力工具。

    如今,以行政主导为特色的一轮产业整合方才起步,而坊间质疑之声已然不绝:当亏损的山东钢铁可以堂而皇之地兼并盈利的日照钢铁时,这种并购重组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市场规律已是不言自明。同样是行政主导,只不过行使主导权的政府由市县乡“上升”到了省部级,由此产生的集群效应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偿更为臃肿的官僚机构?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企业一夜之间便被收编,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打击民间的创业冲动?行政主导下形成的无成本垄断地位,又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广大国民的福利?这种举措究竟是“治标”还是“治本”,相信各位读者不难做出判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具有深刻国资背景的巨型企业虽然财大气粗,但在国际上却每每引发对其“真实身份”的侧目甚至怀疑。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乘机煽风点火,以致其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也平添阻力,重大并购更是屡屡受挫。最近,堪称国字头代表的中铝与中色相继被迫放弃注资力拓与收购Lynas,就是摆在面前的例证。

    如何从根本上消除问题的根源,是需要长篇大论的话题,在此不表。笔者在此要讨论的是:我们能否找到办法,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对相关产业进行兼顾各方利益的整合,从而改变这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在国内就是垄断,到国外就被打压”的局面呢?

    在笔者看来,那个在“次贷危机”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证券化”(Securitization),却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矿产资源行业的希望之星。这里的关键就是证券产品的价格所反映的不仅是企业当前出售矿产品的业绩,还反映了矿产资源在未来岁月当中的预期价值。由此,就可以找到一条高效整合各方利益的捷径。

    通过金融衍生产品改变矿产资源游戏规则

    至少从理论层面上看,任何资产都可以通过证券化而成为投资品,并在开放的金融市场上流通买卖。而且矿权作为一种有扎实担保的资产,其实比价格泡沫化的按揭房贷与业绩飘忽不定的上市公司更适合作为证券化的对象。而一旦矿产资源通过证券化成为了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载体,其长期性的资源储备量、产品价格预期、安全环保状况等等因素就会直接反映到证券价格上,成为金融资产持有者的即期利益。由此,通过适当调配各相关利益方在证券化了的矿权当中所占比例,便可借助资本市场为杠杆,有效化解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开发规模与市场价格、稀缺资源储备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改变围绕矿产资源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改变矿产资源行业“小散乱”的格局。

    甚至,通过在证券化阶段之中引入长线金融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可以实现借力打力,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对抗产业投机资本的打压。从而“以彼之道,还治彼身”,以华尔街式的市场操作手法为我所用,将围绕不可再生资源的博弈反制入西方经济体内部。如此一来,控制资源开采量与出口量将是完全市场化的企业行为,且其中将包含有国际金融资本自身的商业利益,从而轻松而最大限度地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限制出口导致市场扭曲”为由,强烈反对我保护不可再生资源储备的压力。

    至于矿权证券化之后,具体应成为何种形式的金融衍生产品,则是一个可以开放讨论的话题。一种可能就是上市公司的股权,一种可能是把矿权进行信托而产生的信托受益凭证,还有可能是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全新投资品种。比具体形式重要得多的是:当资源价格开始反映出其稀缺性时,代表矿权的有价证券就必然要在资本市场上兑现未来的价格上涨预期。由此,各相关方通过资本运作,可取得远大于直接出售矿产品的即期收益。同时,通过控制“非流通”部分与引资分散化策略,国家可以相当低的成本保持对稀缺资源的有效控制。当产业集中度随着这种高效率的整合而突破瓶颈之际,相关矿产品的国际定价权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对于战略性的稀缺矿产资源来说,此语并非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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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消息:从一次工程投标看美国经济有多糟 2009-12-10 00:24:00

    从一次工程投标,让你看看美国的经济现在到底有多糟

    周二的下午,市政府工程局的会议室里人山人海,小小的讲台被参加投标公司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业主代表正在开标,他一边逐一打开放在桌子上的大信封,一边大声喊出某家建筑公司的投标数字。听着一连串的数字,我汗如雨下,腿软得不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洛杉矶搞建筑工程投标有二十几年了,在这个行业也算是个“知名人士”,常以“沉稳、精准、适度”著称。为公司拿到了不少的大项目。从年前开始随着金融风暴愈演愈烈,美国的建筑市场也进入了空前绝后的衰落期,不仅开工的项目越来越少,就连申请报批,准备参加预算的工程也是寥寥无几了。几家大的建筑公司都是嗷嗷待哺,像是一只只饿狼一样盯着市场上的一举一动。

    正在这个时候,市政府宣布了位于洛杉矶近郊的一个飞机场的第三期扩建工程要上马!立时,整个建筑业一片沸腾,人人摩拳擦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上至公司老总,下到每一个员工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把这个工程“抢”到手,以解“燃眉之急”!因为事情很明显,拿不到这个工程,公司就必须面临大幅度地裁员!

    这个飞机场扩建项目的总预算是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这个非常时期市里也很缺钱,公布的这个工程预算是压了再压,远远低于实际预算。这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公司集结了所有的“精兵强将”,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我们的投标队伍几乎就是一只“敢死队”。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整栋大楼常常是昼夜灯火通明,二十几个最有经验的工程师工段长在日夜奋战。翻阅图纸,熟悉项目,理解设计,计算工程量,采用新方案,新技术,我们的口号是:“尽一切可能,节省每一块钱,拯救公司,拯救自己。”

    我是投标队的副队长,任务是联系社会上的分包公司,开发新力量,保证拿到每一家分包公司的最低标。这一行我干了二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投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倍感压力,巨大的压力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文学城的事情也早已抛到脑后,很多朋友的邀请我不理,来信我也不回,在这里一并道歉了。)

    投标的前夜所有的人都没有回家,尽管有人的太太正在临产,有人的孩子还扔在幼儿园,有人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有人在电话上喊哑了嗓子,大家发誓一定要冲破这黎明前的黑暗。午夜十二点公司老总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宣布了投标方案:

    1、从明天起所有员工从总裁到清洁工一律减薪25%,不签字者可以自动辞职。结果是全签。

    2、对于明天的工程公司第一次允许不盈利(白做),不附加附属工程费用(工地办公费用,塔吊,清洁,水电费,警卫,桌椅,电脑,复印机等全部白送)。

    3、总公司在以上的基础上再承诺承担20%的亏损,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最后的投标数额是一亿五千万,总公司再减三千万,以保证拿到这个项目。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也是一个悲壮的时刻,从六十几岁的老工程师到刚刚从伯克莱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几十号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在同一时间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牺牲自己,保全公司,保全同事,不让一个人失业!到美国快三十年了,从没有经历过这种时刻,我好像感到了这座庞然大坝就要倒塌了!

    其实这个时候,全美的经济已经走到了谷底,奥巴马新政府的救市方案已经在国会里全票通过,房市开始复苏,美股也开始反弹,道琼指数一度从最低点的6500连涨五日,大涨20%回到了8000点,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全美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0%,建筑业的失业率早就超过了25%,有人形容:我们建筑工人就像是乘坐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船上的旅客,正在走向死亡的边缘。(注:笔者并不认为这个对全美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不日将有专文对此进行讨论)

    不仅是我们总承包公司,所有的分包公司也是朝不保夕。

    · 钢铁结构的单价从$5000每吨降到了$3500每吨

    · 混净土的单价从$150每立方降到了$80每立方

    · 钢筋的单价从$700每吨降到了$350每吨

    · ...............

    现在镜头可以回到文章刚开始的场景了。开标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八家参与工程投标的总承包公司里,我们竟然是最高标!以一亿一千七百万名列倒数第一!工程被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以九千九百万的最低标拿走了!

    再看一下这些数字:

    · 工程预算: $185,000,000 (100%)

    · 公司投标: $117,000,000 (63.2% )

    · 最低标:   $ 99,000,000 (53.5%)

    从我们的术语上,把这种投标叫“死标”,也就是必死无疑的投标。因为用这个连买材料都不够的金额干工程,是根本不可能把项目完成的。只不过那家公司在早死和晚死之间选择了“晚死”。面对着这个结局我仰天长叹:美国啊,你真的走到头了吗?

    看完这个故事,相信读者心里一定有数,知道美国的经济状况现在到底有多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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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南问题的一些看法 2009-12-09 00:11:37

    这篇文章一发,可能要引发一些朋友相当激烈的情绪。不过想想还是发出来,纠正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错误理解。把视角摆正就会发现,其实藏南问题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不少朋友看来:藏南“是我国青藏高原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雨量充沛,亚热带气候。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这块地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

    既然如此,那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在1962年11月,为何毛泽东会在前线战斗大获全胜,以至于一个西方记者公开宣称“只要一两个师的中国军队,就足以横扫印度全境”之时,却断然下令部队回师,甚至一直撤退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留下了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胜利?

    原因很简单:那个西方记者是“外行看热闹”,毛泽东却是“用兵真如神”的大军事家,对于打仗的“门道”实在是太清楚了。他之所以下令部队迅速回撤到麦线以北,是因为他明白:只要在山南再耽搁上十天半月,那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就会全军覆没。

    西藏,那高不可攀的“天”

    军事斗争,是“外行看装备加上数人头,内行看的则是后勤,后勤,后勤”。在决定打1962年那一仗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嘱咐的就是“一定要把后勤搞好,绝不能再象朝鲜战争那样由于后勤的因素增加部队的伤亡”。在绵延的青藏高原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能保证大兵团作战的后勤支持,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奇迹。

    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这个奇迹只能保持两个月。麦线背后就是海拔数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 关山重重。到了冬季大雪封山, 到了夏天,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而上, 暴雨倾盆。因此,我军进入麦线以南, 一年里八至十个月没有可靠的后勤,唯一的空当就是秋天那短短两个月。事实上,1962年的那场战争从发动到结束,也就是不过两个月。中国军队最充分地利用了西藏自然条件所留下的那个宝贵的窗口。

    然而,前线雪片般传来的捷报却并不能改变山南的地理条件。西藏高不可攀的“天”才是我军最大的敌人,才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将切断山南我军的后路,使刚刚见证了我军辉煌胜利的藏南变成一片军事死地。对那些迷信“不惜一切代价”就可以克服天堑的朋友们,这里有两个故事与你们分享:

    藏南处于我方控制之下的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知哪位领导搞的拍脑袋工程,非要修通一条路进去,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多少周年献礼。那条公路居然真修通了,还开了一辆汽车进去----那辆车至今还在墨脱----车刚开进去没几天,一场山洪引发了泥石流大爆发,随着滚滚泥石轰然而下,刚刚修通的公路短短几小时内即告彻底全毁。

    汽车不能通,那么飞机呢?由于没有条件修机场,只能是用直升机了。同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处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专门为改善青藏高原上的运输条件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的UH60“黑鹰”直升机。结果有一架“黑鹰”飞墨脱时遭遇山间强气流袭击,所幸飞行员反应敏捷才幸免坠毁。但回到基地后,瞠目结舌的维护人员发现直升机坚固的金属尾梁竟被生生拉长了整整一公尺!最终鉴定结论是损坏无法维修,整机报废。

    这就是西藏高不可攀的“天”,这就是我军在藏南需要面对的可怖的自然环境!至于大自然的威力有多大,相信2008年512的汶川大地震已经给我们演示得足够清楚了!无怪乎,刘伯承元帅曾感叹道:“能在那里驻扎下去的,已经不是人,而是一群灵与肉铸就的钢筋水泥!”试问那些大叫大嚷“不惜一切代价”,“朝藏南移民几百万”的人们,你们有准备到那里扛一天的枪站一天的岗吗?就算你们有准备,你们有那本事吗?自己做不到的,就别要求别人!

    1962年的那场战争根本不是“自卫反击战”

    任何一个有基本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在后路如此之不可靠的情况下驻军甚至作战, 绝对是犯了兵家大忌。因此, 毛泽东在1962年攻击得手后迅速地把部队撤回来, 是一个军事家精准的计算, 绝不是那些看了平面图就哇哇叫, 都不知道去看看等高线的酸文人可比的。但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既然明知道打下了也守不住,为何还要打这一仗呢?

    答案只能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根本就不是为了藏南那9万平方公里打的。所谓“边界争端,自卫反击”,不过是为了争取舆论与国内动员的宣传而已。可笑的是多年以后,这么多人却把宣传当了真。从军事分析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当年印度在边界上搞些摩擦捞些小便宜是真,但挑起军师兵团级大战的可能性却等于零----如果印度真要打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独独把战事选择在对方后勤线开放的那两个月里。换言之,当年的战斗完全是中方主动发起,中方主动结束。

    对于打这一仗的目标,毛泽东在香山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起码保证30年的和平”。30年的和平用来干什么?用来消化西藏,用来确保对西藏的绝对控制。当这30年过去时,毛泽东设定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事实上,和平维持了不止30年,一直到中国修通了青藏铁路。这条铁路的修通才是那场战争真正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收复藏南”,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藏南不可守,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场战争是在争夺整个西藏,而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领土争议。说起来,也只有整个西藏几百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赌注,才值得跟印度打那么一场大仗!

    在这里也顺便提一句:倘若藏南的粮仓被保留在西藏手里, 西藏也就拥有了粮食自给的能力, 中央就失去了节制西藏一张极有用的牌。西藏问题, 大患不在外而在于内。对中国的西藏,最大的威胁不在藏南,更不在新德里,而是就在拉萨。这一点必须切记。

    雅鲁藏布江与克什米尔

    讲了这么多不利因素,话也要说回来,讲讲有利因素。

    虽然藏南对我军是常规战争之死地, 但是一旦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修建了大型水坝, 则对印度就成了大规模水攻之死地----高达数千米的自然落差, 多达几百亿立方米的大水...倘若放水一淹, 别说什么阿鲁纳恰尔邦几百万人口了, 就连下游的孟加拉也成人工鱼塘...极端恐怖!

    而且在外交谈判上,一些朋友所担心的承认“麦线”同样也是没有可能性的事情。

    这是因为中方的谈判立场很清楚,承认麦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印度必须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的主权。这用几十年来一贯的语言说,是“以实际控制线确定边界”的一揽子方案。

    然而这对于印度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首先是印度政党林立,任何在边界问题上的“妥协退让屈膝投降”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大风暴,导致政府倒台。同时在战略上,西藏对中国是边陲,对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大城市孟买加尔各答却是近在咫尺。阿克塞钦作为战略要地,其归属直接关系到印度首都的安全。最后,也是最重要但却最不为国人所知的,中印在西线的领土争端其实远不止于阿克塞钦,还直接牵涉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按照印度的说法,整个克什米尔都属于印度,因此印度从不承认巴基斯坦在其克什米尔实际控制区与中国的划界,而且印度还认为巴基斯坦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把大片属于印度的土地“非法”割让给了中国。

    因为有了这么一层,中方的“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界”,实际上就无异于要求印度承认克什米尔的“分裂分治”局面。而这从立国之本的高度,简直是在要印度的命!----克什米尔对印度来说,就跟台湾对中国差不多。

    因此,印度没有办法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虽然这在许多激动的爱国者看来,是给了印度极大的便宜,但在印度看来,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国际关系格局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诸位大可不必为藏南而过于激动

    因此,总而言之,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最现实的预测是山南无法收回,也无利益收回,但却也没有可能以划界立约的形式被“出卖”给印度。中印之间保持口头上的领土争议将是长期性的。

    藏南的情况要根本改变,要等到雅鲁藏布江大水坝修建,从根本上颠倒山南的地利条件。

    而这是需要相当时日的事情。在此之前,诸位大可不必为藏南而过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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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关于一起醉酒驾车事件的指示 2009-12-09 00:07:56

    1969年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为抵京履新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乔冠华早在30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今天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时候。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将的英雄酒量,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颓然败下阵来。

    散席后,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钻进了小轿车,向外交公寓驶去。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一个无辜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的车轮之下。

    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事就事论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获悉真相后,周总理震怒了,他马上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

    “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

    周恩来对垂首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不仅不劝阻,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1/3。

    3月28日,周恩来接见罗博、阿果利,商谈阿果利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喝了30年的酒戒了。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他立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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