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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沉沦》连载之五:用孙子兵法看美国的反恐战争 2009-11-30 21:11:42

    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大举空袭阿富汗。随着塔利班迅速“倒台”,美国空中力量无敌论到处流行。美国人普遍认为只要美国有坚强的决心,右手挥舞武力大棒,左手挥舞大笔美元,在那些阿拉伯仆从国的配合下,很快就能剿灭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乔治•W•布什公开提出了“邪恶轴心”论,庞大的美国军事机器也开始把注意力从阿富汗转向伊拉克。

    殊不知,“岂有连营七百里而可以拒敌者乎”?用兵之道要是当真那么简单岂不是谁都能当大将了!

    只要看一下以色列的经历就会明白,恐怖主义的来源是阿拉伯世俗政府无力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势力。那些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统治者不是不想消灭革命党,而是压根没这个本事。说起来他们比蒋介石还不中用:老蒋起码敢亮明反对共产主义的“严正立场”。而这帮家伙有一个算一个,谁敢去碰反美最坚决最强烈的清真寺与伊斯兰学校?!如果美国强迫他们进行镇压,结果必然是冒出一大批新的霍梅尼与哈马斯。伊斯兰革命势力对美国的威胁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更加严重。

    ……

    未能识破对方“敌进我退”的手法——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敌进我进”的反常规打法:当美国组织的联军进入喀布尔时,“基地”组织核心成员却越过“杜兰线”,进入了巴基斯坦政府无力管治的西北边境地区——乔治•W•布什政府根本没有对阿富汗进行哪怕是像样的清剿,对巴基斯坦西北地区更是完全没有真正过问,就不顾跨大西洋安全同盟陷入空前分裂的代价,以完全站不住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把军事进攻的矛头转向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正是这个极其荒唐的决策,注定了一手策划九一一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核心成员至今依然逍遥法外,甚至在相当程度上继续保持着活动能力。

    九一一以来,美国本土并未再次发生严重的恐怖事件。但这绝不意味着“基地”组织突袭美国本土的能力已经消失了,美国本土就此安全了,而是完全可能意味着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正在酝酿之中。从过去的记录看,“基地”发动袭击的准备是十分细致的,耐心是十分惊人的,而且攻击路径从来都是出其不意防不胜防的。笔者认为,在各式各样的可怕场景当中,最值得担忧的就是“基地”从前苏联武器库获取神经性毒剂、生物战剂以及核裂变材料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后想方设法将其偷运进美国,对硅谷、好莱坞、纽约等具有美国技术中心、文化中心与金融中心等特殊地位与象征意义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突袭。这种恐怖袭击所能造成的骇人听闻的人口死伤与经济损失绝不是九一一事件可以相提并论的!

    即使不考虑掉头打击萨达姆致使对“基地”的追剿半途而废,甚至还为“基地”组织在“阿富汗老兵”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一大批拥有城市战经验的“伊拉克老兵”的问题,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本身也是极其荒唐的:伊拉克战争的净结果是美国自己打垮了海湾最重要的亲美势力,接着又不遗余力地扶持整个中东最主要的反美势力。

    ……

    兵法云,“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又云,“料敌致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又云,“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这些历经千年而颠扑不破的教导,乔治•W•布什与他身边的那帮“高级顾问”是没有一条不违反的。七年的“反恐战争”下来,不能不说乔治•W•布什政府实在是“不知为何而战”,更不懂“夫为将者,能进能退,能柔能刚,能去能就,能弱能强”——不看地形,不察敌情,只知道举着大棒到处乱敲,每一步都落入了对手的彀中。如此“排兵布阵”,以“昏庸”二字称之实属恰如其分!

    回想2001年初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的时节,无知、傲慢与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在华盛顿成为了绝对主流;不顾来自世界各国的质疑,组建导弹防御系统确保美国本土的“绝对安全”成为了国家政策;“不是美国的盟友,就是美国的敌人”、“谁敢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就让谁下地狱”、“我们就是罗马”成为了乔治•W•布什政府的口头禅。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在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轰然崩塌了。几年之后人们才渐渐知道,一心忙于导弹防御的乔治•W•布什政府在整整八个月的时间里根本没把恐怖组织即将袭击美国的重要情报当回事;九一一当天,第一架客机已经撞进了世界贸易中心,华盛顿居然还没反应过来恐怖袭击已经开始;接着身为三军总司令的乔治•W•布什又在本土东躲西藏,直到傍晚才终于回到白宫;同样直到几年之后人们才知道,“基地”组织最初的方案是两架飞机同时撞击世贸中心,但最终在拉登本人的严令下错开了大约一小时——其唯一的目的就是给新闻记者足够的时间赶到现场并架起摄像机,从而使恐怖袭击被西方的电视台新闻网向全世界实况转播。这帮家伙清楚地知道,电视镜头产生的巨大震撼与心理杀伤效应甚至比袭击本身还要大!

    九一一事件后几天,在全美国激起的不是对严重威胁的震惊与再认识,而是一片极其盲目的愤怒狂潮,“炸掉那帮该死的混蛋”的叫骂四处可闻。而这恰恰正是“基地”组织最需要的。当五角大楼当时的二当家沃尔夫维茨(Paul Wolfowitz)在九一一后三天公开宣称美国要“终结支持恐怖的国家”(“ending states that sponsor terror”),当“新保守派”大肆叫嚷“唯一的风险不是反应过度,而是反应不足”、“今天的选择是美国国内被大屠杀还是支持恐怖的国家被大屠杀”时,他们已经被敌人顺利地牵着鼻子走了。

    ……

    没有什么比千年之前的那位中国军事家的话更适合对此做评注了:“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当然,熊也可以选择不等被蛰倒就退出战斗——奥巴马的主张就是如此。但如果奥巴马当真上台后把美军从伊拉克撤走,全世界都不会认为这是因为美国变得更加善良,而是会认为美国是被打疼了,是被打败了,是不得不向伊斯兰革命党认输了。如此巨大的鼓舞之下,毒蜂们当然要在森林里称王称霸,建立一整套新秩序了。毒蜂们的第一步是赶走剩余的美军,在海湾地区建立什叶派的绝对权威,从而使海湾成为名副其实的“波斯湾”。接着,他们就会向埃及、沙特、科威特、约旦、也门、卡塔尔、巴林、阿联酋等等国家伸手,把这些国家的封建君主或军事独裁者一一推翻,最后被收拾掉的则是美国在穆斯林世界最重要的盟友土耳其。到了那时节,今天被美国人群星捧月的奥巴马就会成为美利坚帝国的历史罪人,他主张的从伊拉克撤军也会成为被政敌大肆攻击的叛国罪行!

    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伊斯兰革命在中东的总爆发很快就将进入倒数计时。倘若那一天真的来临,阿拉伯世界将会血流成河,以色列将会大祸临头,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也将遭到极其惨重的恐怖袭击。而骇人听闻的杀戮与战争后,建立起来的却只能是残暴恐怖的宗教专政。阿拉伯世界将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西方世界也将为他们的强权遭到可怕的报复。从创建之时起,伊斯兰教就与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长期对立,双方爆发了一次次战争,从“十字军东征”到奥斯曼土耳其两次围攻维也纳,绵延超过千年。看来这一回,这两方是要算算总账了。

    借用明末清初的典故,笔者把美利坚帝国当前陷入的在多条战线上同时长期对耗的境地称为“崇祯困局”——当年的崇祯帝就是陷进了在南北两条线上同时与高迎祥李自成的农民军和皇太极多尔衮的八旗军对耗,“关外有东北虎,关内有中山狼,虎去狼来,驱之不绝”的险恶处境。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崇祯帝一直在谋求迅速击败两股威胁当中的一股,然后再全力对付另一股。然而到头来,他却未能击败任何一股威胁,只能眼睁睁看着大明王朝的“内力”被一丝丝耗尽,最终庞大的帝国如冰川融化大地崩裂一般轰然垮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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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沉沦》连载之四:华尔街对日本的金融大屠杀 2009-11-30 21:09:35

    1985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随着里根的再次当选,老于江湖的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就是在他的手上,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无条约状态即将结束,一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式大戏即将上演...........

    广场协定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无条约状态,而且广场协定建立的以多边政策协调支持美元的机制对美元的核心地位再次予以了制度性确认。随着广场协定的签署,美元终于从濒临放逐的危机彻底恢复过来,完成了从金本位制度下的世界中心货币向美元本位制度下的世界本位货币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是美元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虽然此时的美元已经完全和黄金脱离了关系,但却成了“不是黄金而胜似黄金”的“纸绿金”(美钞是绿色的,所以得叫绿金),其贸易结算货币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而且实际流通范围甚至由于中国的加入而明显扩大。

    须知,此时此刻的美元已经是一个虚拟化的符号体系,其货币流通总量不再受到黄金储备量的任何制约。然而这一张张并不能兑成黄金的美钞却再一次在世界各地畅行无阻,甚至还受到狂热的顶礼膜拜(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生活过的中国人,对于“增加出口为国家多创外汇”这句话应该不陌生吧)。这种安排赋予了美国近乎无限制地大规模“生产”购买力的特权,而这正是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全部根基之所在。

    当然,就一张同样面额的钞票而言,1985年的美元能买到的东西根本不能和1965年的美元相比。然而,1965年那时节金本位体制仍然发挥着作用,美国滥发钞票的结果是伦敦黄金市场的全线崩溃;而1985年广场协定生效后,美元本位体制下美国就是滥发十倍二十倍一百倍的钞票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后果——大不了就是美元继续有控制地贬值罢了。对于小打小闹的美国进口商和普通消费者来说,美元币值的下滑多少是有些烦恼的;然而对于能够在虚拟货币体系里以惊人的规模海量融资的华尔街巨头们来说,这种新体制下他们的资金调动能力何止提高了百倍!“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1971年尼克松废除金本位时那位牛仔式的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脱口而出的名言此时对于全世界已经成了危险的现实威胁。毕竟,黄金可以在世界各地的金矿得到,而“纸绿金”的“专利生产权”却是美国垄断的。

    形象的比喻一下,就好比电子游戏里只有一方能生产“机器战士”,在以前是用黄金做的,每个战斗力都很强,但数量十分有限,黄金用完了就不能再造了;而现在的“机器战士”是用泥捏了再吹口气就成,虽然单兵战斗力低了许多,但数量却是以前的千百倍,而且想造多少就可以造多少,反正泥土的供应是无限的。这两支“集团军”的“总攻击力”哪个更强大,显然是一目了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比尔•盖茨和斯蒂夫•乔布斯正在绞尽脑汁地开发计算机操作系统,好莱坞的名演员和制片人正在拍摄《漂亮宝贝》和《教父》续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正在向阿富汗的圣战者游击队输送机关枪和火箭筒,而华尔街那帮戴着金丝眼镜举止温文尔雅的新型资本家们却正在筹划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战。他们的手中拥有无限量的弹药供应,拥有在欧美金融市场上数百年廝杀积累出来的经验与诀窍,在政策层面上还有美国财政部及时有效的重磅火力支援,而被锁定的目标对金融领域却是一片懵懂,全不知灭顶之灾即将到来。“珍珠港事件”在以另一种形式被重演,不过这一次双方对换了位置。

    随着广场协定的签字盖章,日元开始加速升值。1985年9月,美元兑日元为1:217,到1987年底已经达到1:123。对于日本大藏省和通产省来说,这是通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度升值缓解对美贸易关系”;然而对于华尔街的金融家,这却是千载难逢的资本运作良机。随着日元升值的启动,华尔街的资本大鳄们开始把通过发达的虚拟金融体系“生产”出来的大笔资金通过日本敞开的资本账户注入东京的证券市场和日本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随着资金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日本的地价急剧飙升。从1985年起,东京大阪横滨神户名古屋等大城市的土地价格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飞涨。1987年,日本的住宅用地价格大涨了30.7%,商业用地价格则暴涨了46.8%。在疯狂炒作的中心东京都地区,从1986年起出现了几乎是垂直的地价上涨。当日本的“泡沫经济”在1990年达到顶峰时,东京都的地价大约是1983年的2.5倍。随着地价暴涨,住宅价格也水涨船高。到1990年,东京的住宅价格与年收入之比已经超过了10倍,市中心地区更是达到了近20倍。同期日本股市的表现甚至更加离谱。从1986年1月起,东京股市进入令人头晕目炫的大牛市。日经指数从当时的13000点到1987年9月就已经上涨到26000点。1989年12月29日,日经指数达到38915.87点的历史最高点,是牛市启动之初的近3倍。日本股市的总市值则上涨到611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48倍。

    如果仅仅是日元升值,那是绝对做不出这么大的资产泡沫的。日本人在公开市场操作上的昏招迭出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扩大战果创造了梦寐以求的理想条件。在金融战争的起始阶段,流动资金的快速注入使日本的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其上升速度之快使操盘运作的那帮金融杀手都大为震惊。正当他们为日本政府可能抛售美元进行阻击甚至对资本账户的资金流动采取限制措施而提心吊胆时,日本政府的官员们却对外汇存底的增加倍感欣喜,在公开场合一再炫耀“这要归功于日本人民的勤劳”。更让华尔街的资本大鳄们瞠目结舌的是,日本政府不但没有抛售美元,反而以极大的热情买进美元,再把这些美元投资到美国国债上——来自日本的资金流入推高了美国国债的市场价格,也就降低了美国国债的投资收益率,结果自然是美国金融资本用来筹集资金的债券行情更加看好。日本人的做法等于是向金融战场上的对手源源不断地输送炮弹!一开始根本不敢相信这种好运气的美国金融资本家们经过反复观察分析,终于完全有把握地确定日本人是真的不懂金融。接下来,他们一面放肆地嘲笑日本政客与官僚们的无知,一面毫不客气地把日本人的辛劳所得据为己有。

    然则,最致命的错误却是来自于日本的货币政策。与独立运作从不听命于白宫和财政部的美联储不同,作为日元区央行的日本银行处处受制于首相府和大藏省。在广场协定协调汇率政策一边倒的胜利之下,深受鼓舞的詹姆斯•贝克三世开始把影响扩大到利率政策。从1985年底起,这位美国财政部长一再敦促日本和西德进一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趣的是在美国国内他根本无权对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指手划脚的事实并未成为他采取这一做法的障碍。对于贝克的压力,西德政府装聋作哑阳奉阴违——同样在金融领域摸爬滚打了上百年的日耳曼人早就看透了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西德马克区的中央银行该升息就升息,根本不把美国人的态度当回事——反正德国人的央行和美联储一样是独立运作的,西德总理府和财政部想管也管不了。如果华盛顿敢不讲道理,那就得等着德国人联合法英意荷西班牙比利时等欧共体成员国一致声讨美国对内对外推行双重标准的无耻嘴脸。况且,在北约华约的对峙当中西德乃是前线国家,里根总统还要准备和同属右翼政党的亲密战友科尔总理共商推倒柏林墙的大计呢。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詹姆斯•贝克三世不能,不敢,也并不愿把德国人逼得太狠。然而对于在东亚地区孤立无援,又一家伙占了美国贸易逆差半壁江山的日本,美国人实在是找不到心慈手软的理由。

    1987年2月,参加广场协定的五国以及意大利和加拿大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会议,确认了把美元汇率稳定在现有水平上的目标。在詹姆斯•贝克三世的推动下,这次会议上签署的“卢浮协定”(The Louvre Accord)确立了西方国家之间的联系利率机制,日本银行彻底丧失了决策自主权。更加可怕的是,一味把眼光盯在扩大制造业出口上的日本大藏省和通产省居然也以降低日本企业的借贷成本补偿日元升值以及降低消费者借款成本以刺激国内需求为理由,强烈要求日本银行降息。这一态度还得到了中曾根首相府的明确支持。

    1986年1月起,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银行连续5次降低利率。在日本官僚“日元升值萧条”的叫嚷声中和大洋彼岸“贝克建议”的压力之下,日本银行把日元基准利率从5%降低到2.5%的超低水平,并且在此低位一直停留到了1989年5月。愚蠢的升汇率降利率组合一成型,日本经济的重心便不可避免地从制造业转向股市和房地产,整个经济结构进入急速泡沫化。1987年3月,日本股市总市值达到26880亿美元,超过华尔街股市位居世界第一,而代表经济总规模的日本GDP还不到美国的一半。美国金融家手里的投机资本不失时机地贴身紧逼上来:利用手中已经大幅升值的日元资产,他们开始以低利率在日本当地大肆借贷。当然,到了这时一窝蜂涌向银行,或是取出积蓄狂买股票,或是拼命贷款抢购房屋的日本人已经成排成串了。在那个意乱情迷的年代,日本的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什么“理财技巧”、“投资方法”之类的大众书刊,一半以上的日本人持有了股票,东京帝国广场一平方英里土地的价位竟然超过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土地总价值。

    沉浸在“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的神话里,日本人又犯了下一个错误:开始用日本的国民储蓄在美国大肆收购房地产和公司股权。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规模超过500亿日元的海外并购案就有21起。其中索尼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和三菱收购洛克菲勒中心震撼了整个美国。然而,日本人付了钱才发现这完全是美国金融资本设下的圈套:与寸土寸金的日本不同,美国是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的“汽车轮子国家”。美国人拿了日本高价购买房地产的付款很快就找片荒地修通公路建起新房。日本人高价买房的结果是彻底被套牢,投资根本收不回来。至于被日本收购的美国公司,许多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员工很快就因为不愿接受日本式的严格管理而挂冠离去,日本人高价买下的只是一个个中看不中用的空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整个日本列岛陷入了疯狂到极点的投机热潮。大和民族的成员们坚信股价只涨不落地价只升不降是他们的勤劳和纪律造就的经济奇迹,一个如旭日般升起的大日本经济帝国会在二十一世纪到来时更加绚烂多姿。1990年1月3日,《日本经济新闻》对20位著名企业家进行了调查,他们一致认为1990 年日经指数将继续上冲到42000至48000点。疯狂炒房炒地皮在一向“重实业轻虚业”的日本就更是顺理成章了:银行拿着大把的钱倒过来四处求着客户借款买房买地——房价地价不断上涨,利率又如此之低,借钱买房买地肯定会大赚一笔;接着银行又会以这块地或这座楼作为抵押,再去买另一块地或炒另一座房......

    然而,在高涨的日元汇率和劳工土地成本的不断挤压之下,日本制造业一度趾高气扬的竞争力已经荡然无存了。日本企业要么把工厂搬到中国或东南亚,要么眼看着出口订单被其他国家的企业以更低的价格抢走。此时此刻,日本经济已经只剩下了那个庞大的堆积如山的资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背后则是日本监管不善的商业银行不计风险的大量放贷。在风光无限的外表下,日本经济已然坐困愁城:一旦国际金融资本在高位大量抛售日元计价资产并把资金回兑美元撤离日本,而日本银行还继续把利率维持在低位的话,那么日元汇率肯定会高台跳水,造成可怕的存款挤兑和资金出逃。日本再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在短期内被耗干,比当年伦敦黄金总库的下场更惨。如果日本银行提高利率阻止日元汇率的快速下跌,那么庞大的房市股市泡沫就会如同遭遇地震的纸房子一般轰然坍塌,把大量的商业信贷变成呆帐死帐,使大批做着发财美梦的日本国民沦为负资产阶层。这无异于要日本经济在失血休克和截肢手术之间做出选择。不难想象,这种选择是何等的痛苦万分。

    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来临,游戏该收场了。华尔街的金融杀手们以凌厉的动作清空东京股市上的多头仓位,同时在新创立的日经股指期货上投下巨量空单;至于房地产,该处理的都处理了,问题已经全部扔给日本的商业银行了。1990年4月2日,日经指数暴跌至28002点,比3个多月前的最高点下跌了28.05%。到1990年10月1日,日经指数又下跌到20221点,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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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后再观甲申之祭--从二战历史看当今之中日对阵 2009-11-30 21:06:38

    注:这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的作品,贴在这里,作为对《南京!南京!》所发议论的补充吧。

    公元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发表长文《甲申三百年祭》,分析李自成“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缘由,总结明朝灭亡清兵入关的教训。在这里,历史又一次出现了难以言喻的巧合:就在这个三百年之后的甲申年,曾经横行东亚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也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崩溃前夜。郭沫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评价,对日本帝国似乎更加适用。

    葬送日本帝国的愚蠢战略

    1944年秋,日本帝国已陷入比明朝的崇祯更加严重的危局之中:在陆上,尽管“一号作战”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占领了对日本本土构成威胁的30多个机场,日本陆军却不得不把有限的兵力更加分散的部署在漫长的补给线上,华北华中的敌后游击队乘机四面出击,势力急剧扩张。海上的局势更加险恶,在马里亚纳和菲律宾两场大海战中,联合舰队接连惨败,战力损失殆尽,“绝对国防圈”门户洞开。随着美国重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部队进驻关岛和莱特湾,偷袭珍珠港时被拔掉的太平洋舰队和远东空军卷土重来,凶猛的向日本本土进逼。

    对于日本帝国而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兵员的伤亡和装备的损失,而在于此刻的日本陆海军已被分割成各自为战的两垒。陆军在游击队的围攻骚扰之下依靠抢劫粮食维持生计,由于美军潜艇肆虐海上,这些士兵已无法撤回本土。随着通往东南亚的海路被切断,日本列岛丧失了几乎全部的石油供应,残存的舰队困守本土,用不了多久就成了无法出港的废铁。1944年6月,美国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人口密集的关东关西平原被笼罩在弹雨和火海之中。一度狂热无比的日本民众终于体会到了战争的恐怖,而日本最精壮的上百万人口在本土一步步陷入重围之际却在大陆上如陷入泥潭一般动弹不得。至此,帝国大本营愚蠢的战略已把日本推入残酷的困毙之局。

    作为岛国的日本,却孜孜致力于一项以陆军为核心,旨在谋求征服大陆的国策;作为弹丸小国的日本,却未能在执行大陆政策时争取速战速决;作为资源匮乏的日本,却无法从大陆政策中获得至关重要的石油供应;作为实现海军航空作战突破的日本,却把经费投到无用的巨舰大炮上;作为依赖海运生存的日本,却竟没有建立起码的反潜护航能力----实乃日本帝国战略的五大不可解之处!可以说,当年的日本士兵是最狂热最不惜命的陆军士兵,日本联合舰队的军官是专业素质一流的优秀海军军官,然而日本的外交官和政治家都是猪脑子,日本的战略家则简直就是一堆垃圾。假使当年的日本能起用一两个像样的战略设计师,广岛和长崎也许就不会被原子弹炸成废墟。

    成为亚洲的英国是日本的长期国策。早在1887年,当时的日本外相井上馨就声称:“我们必须做的是转变我们的帝国和人民,让我们的国家像欧洲的国家,让我们的人民像欧洲的人民。我们必须在亚洲的边缘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式的帝国。”这显然是英国针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在亚洲的翻版。然而日本没有认识到英国大陆政策的核心在于“势力均衡”四字,而是走上了谋求以蛮力征服东亚大陆的道路。这是日本犯下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致命错误。1911年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垮台之后,此起彼伏的军阀混战和武装暴动席卷中国,直到1930年蒋冯阎桂仍在中原继续混战。东北的张学良、西南的达赖、西北的马步芳还有西南的龙云事实上都处于自治状态,离宣布独立仅差一步之遥。日本面临按照“英国路线”在蒋介石的中央政权和地方实力派之间维持平衡,还是以借中国内战之机以武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选择。随着犬养毅首相被刺杀和“少壮军人”发动二二六兵变,岛国在枪杆子下作出了抉择。随着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大陆政策就此走上“不成功便成仁”的不归之路。

    以地狭人少的岛国向大陆发动全面入侵,本身就是极度危险的赌博。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最忌讳的就是陷入代价高昂的长期消耗战。然而在1937年开始激烈的陆战后,日本陆军却没有进行德国式的闪电战,而是选择了以攻陷城池为目标的平推。占领平津后,日军没有沿着平汉线快速南下直取武汉,切断蒋介石中央军的退路;而是兵分两路,主力在上海登陆,沿着江南水网河汊地带向南京进攻,同时以华北驻屯军仰攻山西高原,夺取太原大同煤田。其结果是陷入惨烈而持久的城市攻防战,给了游击队宝贵的时机在敌后生根发育。日军虽凭借装备优势占领许多大中城市,却丧失了野战部队赖以生存的弹性,不得不把日益单薄的兵力分散部署在铁路线和碉堡据点上。日军还企图用对平民残暴的杀戮恐吓中国民众,却反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深刻而强烈的仇恨。可以说,一盘散沙混战不休的中国是在日本的推动下完成了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各大势力集团的整合。谋求灭亡中国的军事入侵最终却加速了中国重建大一统的中央政权,日本人想必是有些哑巴吃黄连的感觉。

    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却是石油问题。日本垂涎入主中原,归根结底是由于岛国的极度资源匮乏。侵占中国大片国土后,日本强征劳工对煤铁木石等多种矿产进行了掠夺性开采,可偏偏就是最重要的石油供应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因为战争消耗还倒赔了进去。巨大的燃油赤字使日本海军军令部胆战心惊,而技术落后与投入不足致使日本一直未能发现处于其占领之下的大庆油田。1941年7月罗斯福政府下令实施石油禁运,帝国大本营立刻便陷入半年之后本土不设防的恐慌。在接下来几个月的谈判中,日本提出愿意从中南半岛撤军,并在25年内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但是赫尔国务卿拒绝向日本作出任何让步。按照赫尔备忘录的条件,日本必须从满州、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全面撤军,美国才可以万无一失的考虑(仅仅是考虑!)恢复向日本提供燃油。1941年12月,走投无路的日本以鱼死网破式的偷袭珍珠港挑起了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终究未能摆脱“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而这一宿命的终结就是日本帝国的崩溃和美国历史性的进入东亚。

    亚洲版的“清兵入关”

    1945年9月,在飞蝗一般的舰载机群炸沉了日本的“大和”号战列舰,狼群一般的潜艇编队吃掉了日本的大批商船,“面积轰炸”的汽油弹把东京大阪烧成了一片火海,密布的水雷把日本列岛逼到了饥饿的边缘,又用原子弹炸平了两座日本大城市后,美国军队开进东京湾接受了日本的投降。麦克阿瑟将军率领没有携带一支短枪的司令部在东京机场降落,迎接他的是诚惶诚恐的日本军人和他们的天皇。大屠杀的恐吓已经彻底摧垮了日本人,从肉体到精神。刚刚在日本投下的“残酷之炸弹”迫使天皇不得不公开承认“再战将导致大和民族之灭亡”。六十年前的那个秋天,日本完全而彻底的葡伏在美国的脚下,直到今天也没有爬起来。

    中国在战后安排中获得的收益是有限的,但按照当时的实力对比仍然是值得庆贺的。中国没有进行艰苦的登陆战就收回了台湾,更可贵的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取得了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在抗战中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却没能在日本本土驻扎一兵一卒,也未能收回曾是中国属地的琉球群岛。相比之下,最后时刻才加入对日作战的苏联却捞到了可观的便宜:恢复了日俄战争前沙俄在远东的地盘,并把势力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甚至还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来成为缓冲区。在日本已经陷入绝望的困毙局面之际,罗斯福在雅尔塔密约中向斯大林作出巨大让步不能不说是令人困惑的:即便没有苏联的参战,也很难想象关东军能在日本本土被摧毁和占领后能顽抗多久----毕竟天皇御所和靖国神社才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之所在,麦克阿瑟完全可以命令他的俘虏以天皇的身份要求关东军放下武器。而且即使没有罗斯福的邀请,斯大林也不会让他的坦克大炮闲着,放弃清算日俄战争旧帐的大好机会。

    这是另一个甲申之祭式的历史性发展:打败日本帝国赶走“东洋鬼子”的结果却是“西洋鬼子”成为东亚支配性的力量,堪称亚洲版的“清兵入关”。珍珠港事件的最终结果是美国占领了日本,使其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前置堡垒。在东京周围的横田、狭山、座间、厚木和横须贺,美军布设了庞大的基地群,同琉球群岛的那霸和嘉手拿遥相呼应,一面掌控着日本的“脉门”,一面窥视着东亚大陆。与此同时,苏联的火箭兵和舰队开进了东北亚,影响一直延伸到了东南亚的北越。冷战以极快的速度从欧洲扩展到了亚洲,摆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中国内战的结果。

    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惨烈而有效的清除了遍布中国的地方割据势力,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龙云、刘湘都再也无力独霸一方,亚洲大陆的军权集中到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手中。美苏先后派出马歇尔和米高杨使华,带着完全一致的使命:谋求在国共两党间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以维持亚洲大陆的分裂局面,阻止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再次出现。然而“英国式”的手段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传统决定了毛蒋二人不可能达成这项妥协,抗战留下的一片焦土决定了极左意识形态必然在争夺兵源的竞赛中取胜。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八年敌后抗战的洗礼,共产党的群众动员能力和指挥作战能力都已达到国民党无法企及的巅峰状态。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惨败,美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影响力一时间几乎丧失殆尽。但在北京上台的却不是一个甘心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政权。王明在路线斗争中的失败决定了这个政权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的政权,其领导人深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价值。

    对毛泽东的深刻不信任直接推动了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大力扶持。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25日越过三八线,发动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战争。然而事实证明,斯大林先是低估了美国反应的力度,接着又低估了毛泽东手下几百万大军的作战能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斯大林的去世,中国作为强国出现在东亚,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霸权和苏联在远东地区的陆上霸权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大三角”格局的雏形已经隐然在东亚浮现。

    “大三角”时代的战略互动

    朝鲜战争结束之际,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的出色表演成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闪亮登场”。但中国为此支付的代价是高昂的:受到威胁的美国海权和苏联陆权作出了强烈反应。美国和日本、南朝鲜、菲律宾还有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相继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形成了对亚洲大陆的岛链封锁。1958年金门危机期间,美国在西太平洋部署了7艘航空母舰8艘重巡洋舰40艘驱逐舰,占美国海军总兵力的将近一半。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部署在远东的陆军从20个师增加到53个师,作战飞机2200余架,中程导弹150多枚。苏军三分之一的兵力部署到了远东,其中单在外蒙古就驻军十八万,滚滚铁流直接威胁到北京的安全。

    美国的百般阻挠和苏联的袖手旁观使中国长期被隔在联合国之外,难以行使抗日战争得来的五大国权利,清楚的印证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的战略孤立。幸运的是,技术进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的国运。随着中国掌握火箭核武器,美国强大的海空力量和苏联强大的坦克部队都成了无用的摆设。通过十分有限的核威慑,中国成功阻止了美苏使用其巨大的常规军事优势。对于仍处于贫弱之中的中国,这一费效比上的巨大收益是极其珍贵的。

    在苏联咄咄逼人的全面攻势之下,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和急需摆脱孤立的中国找到了共同语言。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的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勃列日涅夫得意忘形之际给苏联沉重的一击。中美关系正常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实利: 19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10月中国就重返联合国,当年秋天世界各国就开始了承认北京的外交浪潮。随着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决定性的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在迅速向西方靠拢的同时保持了自己在“大三角”上的独立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堪称中国外交的黄金时期:邓小平迫使美国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并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军售,迫使苏联在中国持续打击越南并提供大批军火支持“阿富汗土匪”的情况下主动缓和中苏关系,迫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接受中国的全部条件按照“一国两制”模式交出香港,赢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胜利。这一切都缘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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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仍是交战国---评《南京!南京!》及对其的反应 2009-11-30 21:02:09

    特地抽出时间,看了一下好评劣评一起如潮水涌至的《南京!南京!》。

    总的来说,对这部影片的印象是正面的。应该承认,这是陆川这位年轻导演有勇气的尝试。从摆脱了脸谱化的人物塑造到直面历史惨烈的黑白镜头,从坚持抵抗的硬汉们最后的怒吼到原本软弱的小市民迟来的觉醒,直到影片最后那一张张遇难者、施暴者与幸存者的历史剪影,《南京!南京!》从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角诠释了1937年12月的南京,而且在还原历史面貌的程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当然,通过一部影片来反映那场历时一月有余的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大竞赛”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一部专题历史纪录片都难以完成的任务。更何况,在新闻与言论仍然受到种种限制之际,陆川与他的团队并没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为了应付使影片得以上映的审查,唱一些“日本士兵也是被军国主义蒙蔽的受害者”之类的陈词滥调是不得不为之的无奈。

    例如,那个“幡然悔悟”的角川明显是一个杜撰的角色,既没有历史原形也没有任何依据。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真实是开进南京的全体日军从高级军官到下等步兵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屠杀与凌虐的“盛典”。不过,在这里陆川似乎也留下了“后招”:那就是善于观察的观众都能看出来角川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角色,而且这个杜撰出来的“相对好一些的日本兵”还被表现为对身畔疯狂施虐大肆杀戮的“坏日本兵”们没有一丁点的办法,最终只能以“活着比死了更艰难”的自杀身亡来开脱。可以说,陆川凭空制造了角川又杀了角川,本身就宣告了这个角色的不真实,本身就是对“日本士兵也是被军国主义蒙蔽的受害者”这一谬论的谋杀。遗憾的是,太多的观众并没有看懂这一层。

    另外,个人认为舞女小江的最后一个镜头应该是一个从脚到头缓缓滑过的拍得非常美的全裸镜头。这样的一个镜头不需要任何台词与注解:如此无比的美丽却被一群灭绝人性的暴徒与罪犯以最残忍的方式蹂躏和虐杀,本身就是对日军暴行最强烈的控诉。遗憾的是,在现行的影片审核制度之下,这显然是奢谈。

    然而,对于陆川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官方的审查,而是没有准备好直面那段历史的观众。

    可以接受《鸦片战争》的观众却不能消化《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所引发的强烈反应完全压倒了以西方为发泄目标的《中国不高兴》,而且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情绪都非常激烈。显然,对南京大屠杀的重提又一次揭开了埋藏在历史记忆深处的伤口。仇恨、愤怒、如同心口被压了一块大石头的压抑......全部被陆川和他的创作团队再一次唤醒。

    可是,唤醒历史记忆就一定意味着激烈情绪的爆发吗?显然不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著名导演谢晋推出历史大片《鸦片战争》,对150多年前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那一幕同样是一番直截了当的历史描绘。然而,谢导的《鸦片战争》却被观众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虽然同样是支持与反对、好评与质疑一起出现,但该片引发的议论基本上都是“理性”的。虽然影片里的英国高官与鸦片贩子不再是魔鬼式的青面獠牙,而是充分表现了义律在发动战争时的老谋深算与颠地在议会演说时的口若悬河,但我们却并未听到什么该片“美化敌人”的攻击指责。

    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英国已经战败了。不错,鸦片战争是以英国逼迫满清签署《南京条约》,并侵占香港而告终的。然而,在历史长河的漫漫征程之中,中国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在中国人“可以谈判的是香港的回归方式,而不是香港是否回归”的强势面前,没落了的大英帝国无可奈何地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接受了重新崛起的大中华拍在桌面上的全部条件。不费一枪一炮,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的国旗再次在香港飘扬,实况报道交接仪式的CNN的台标也准时从Hong Kong换成了Hong Kong, China。

    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所以我们不介意承认曾经的技不如人,不介意承认当年的“洋鬼子”是多么的船坚炮利,更不介意承认在当年的历史上,包括林则徐在内的天朝君臣是怎样孤陋寡闻的一群井底之蛙。“只有当一个民族重新站起来的时候,这个民族的成员才能客观地看待曾经的那些屈辱。”我们在英国面前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日本面前却做不到,原因只有一个:我们自己也知道,中国尚未将日本击败。

    只有决定性的击败日本才能完全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同样是曾与日本浴血大战,美国人就可以“客气”地在《虎、虎、虎》与《珍珠港》里把山本五十六这位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总设计师拍成一个极其优秀的指挥官,而把夏威夷和华盛顿的军政高官拍成一群蠢驴,原因也是一样的:美国人已经用包括两颗原子弹在内的最残酷最无情的手段最严厉地惩罚了日本人,用成千上万日本人的血证明了日本对美国的侵犯是多么的不明智。事实上,对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并不是日本最惨重伤亡的制造者----当对东京彻夜不休的大轰炸终于进入尾声时,最后一批临空的美军飞行员在7000米高空闻到了地面上人肉烧焦的味道!当美国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告诉瑟瑟发抖的日本代表们,天皇以及一切日本皇室成员都不会受到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时,他赦免了一群只要他说一句话就会被砍掉脑袋----而且是罪有应得地被砍掉脑袋----的囚犯与俘虏。这,只有这,方才称得上是战胜国的大度、风度、理性......

    然而问题是,因为麦克阿瑟的这一句话而逍遥法外的日本皇室成员里,就包括了直接策划并到场指挥南京大屠杀的朝香宫鸠彦亲王。美国人是在慷他人之慨,然而在这个一切都要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上,我们也不能过多地指责美国人----倘若那时的中国是个货真价实的战胜国,那么麦克阿瑟单方面的赦免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中国的军队在那时与美国大兵一起开进了东京湾,倘若中国的实力在那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跻身五强之列,那么中国政府的代表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告诉麦克阿瑟:你的确有权赦免这帮家伙对美国犯的战争罪行,但你无权赦免这帮家伙对中国犯的战争罪行!该抓的必须得抓,该杀的必须得杀,否则接下来在东京开战的就将是我们!遗憾的是,这一切都只是如果。

    在付出巨大牺牲击败了日本的全面侵华之后,却只能眼看着美国作为太平洋战争的胜利者对日本进行随心所欲的处置,以至大批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并未受到应有的严惩,以至理应划归中国管辖的琉球群岛沦为日本的“冲绳县”,以至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从未在日本本土派驻一兵一卒。这样的“战胜国待遇”,如今回顾起来也是十足的苦涩吧。可以说,中日那场持续了整整八年的战争是一场并未真正见分晓的“不彻底战争”----中国从未得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日本在心底里也从未承认败于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尸山血海虽已从视线里消失,然而中日仍在咬紧牙关,全神贯注地紧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只是由于冷战的大背景,特别是由于美国霸权的强力介入,才使中日维持着法律意义上的和平。

    如此一来,日本对于中国就成了一个问题,一个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大问题。“日本问题”的存在,是众多国人的国际观民族观严重扭曲变形,要么极度自卑,要么极度自大的重要原因。当然,日本对于日本人自己也同样是一个问题,年复一年的靖国神社参拜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事实上,那场战争对于中日两国而言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结束过。虽然六十多年的时间下来,中日并未刀兵相向,甚至出现过昙花一现的“一片友好声”,然而全方位的竞争与对立一直都是中日之间的“主旋律”。几十年旷日持久的紧张对峙,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来日益露骨日趋激烈的较量与博弈,使得战争已经渗透到两个民族的血液之中,弥漫在东亚大陆与西太平洋上的空气之中,体现在针锋相对的心理对抗之中。这种冰冷的“和平”当中的火药味,其实要比热战还更为浓烈。

    与围绕《南京!南京!》的喧嚣相比,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没有得到国内舆论应有的注意,却在敏感的国际观察家那里受到了高度重视。2009年4月23日,青岛港外的黄海海面,中国海军举行盛大的海上阅兵式庆祝六十华诞。美国、俄罗斯、法国、印度、新加坡、泰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墨西哥、韩国等十四国派舰参加,并受到了中国海军按照国际海军礼节的欢迎和接待。然而,中国海军却刻意地拒绝了日本派出舰艇参加庆典。把这一微妙的“海军语言”翻译成白话,那就是:你是我的假想敌!

    需要明白这一点的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海军。

    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中日之间一度被强行压制下去的结构性矛盾将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中国也将又一次得到彻底清算日本犯下的累累罪行的历史机会。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必须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只有最彻底地击败日本,才能解决中国的“日本问题”,才能完全恢复中华民族的自尊与自信。

    直到那一天之前,中日仍是交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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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沉沦》连载之三:东京沉没----第一次金融战争 2009-11-29 21:33:45

    1985年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随着里根的再次当选,老于江湖的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就是在他的手上,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无条约状态即将结束,一场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新式大戏即将上演...........

    在取消金本位后的那场美元信誉危机里,值得美国人庆幸的是联邦政府当时较低的负债水平。由于二战结束后扎堆出生的“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在六七十年代纷纷进入青壮年,使美国的税基明显扩大,福利开支负担却相对减少。1979年的美国经济虽然一蹋糊涂,但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却只有大约两百亿美元。美国消费者的个人负债也远没达到今天这种夸张的地步。正是这种低负债水平为美联储实行高利率提供了可行性。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就任美联储主席后,连续上调联邦基金利率(the US Fund Rate),使美国的市场名义利率一度上升到20%的高位。倘若那时的美国已经是高负债的状况,这种利率政策无异于投水自尽。

    在美元与黄金完全脱钩的形势下,保罗•沃尔克的高利率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的对冲安排,即用虚拟货币高乘数的“自我繁殖”功能“模拟”贵金属的天然保值增值功能,从而消除人们对美元购买力急剧贬值的恐慌,使经济在较短时间内摆脱金本位崩溃的冲击,在虚拟货币体系下恢复正常。保罗•沃尔克的操作手法为主权信用货币体系之下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控制通货膨胀预期”的宏观调控原则开创了先例,在后世受到了极力推崇。但在当时,他置短期内经济急剧减速的代价于不顾,宁可造成大面积的经济萧条也要先把通货膨胀压下去的做法却称得上怨声载道。对他意见最大的当然是卡特总统的那帮政治顾问:如果1980年卡特不是在这么个环境下竞选连任,何至于被那个演员出身的前加州州长赶下台?就算连任不了也不至于输得那么惨啊!里根电视辩论时问的那句“公民们,你们的日子比4年前好过吗”难道应该由当总统的卡特来负责?真正应该承担责任的还不是那个根本不听招呼的保罗•沃尔克!

    然而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年设计美联储时把货币政策大权交给一个独立于白宫自主决策的中央银行是何等的明智。如果当初立法时规定美联储的一举一动都要得到总统的批准,或者根本没有设置独立的中央银行,而是让财政部掌管货币政策,那么为了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的私利,联邦政府的利率决策就很可能是根据政治形势而不是经济形势来进行。当选举日历与经济周期发生冲突时,这种公权私用完全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那个异常艰难的时期,保罗•沃尔克力排众议,以短期的痛苦换取了货币体系调整的成本一次性消化,为美国此后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在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形势下坚持正确主张的良知和勇气。就凭这一条,全世界中央银行行长楷模的头衔,保罗•沃尔克当之无愧。

    在大家都是虚拟货币的情况下,高利率货币由于能提供更多的还本付息型收益,对资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随着大量资金流入美国追逐高息收益,美元币值开始稳定。到1984年底,美元对主要西方货币的汇率已经回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的水平。在此期间,由于美元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和日本西德等国工业竞争力的迅速提高,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4年,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在美元通过贸易持续外流的情况下,随着美联储对完成了历史使命的高利率进行调整,美元汇率完全可能再次出现波动甚至发生大幅度贬值。在这个敏感时刻,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都在密切关注着华盛顿的政策动向和西方大国之间的交锋与妥协。

    1985年9月,应新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三世的邀请,美英法日德五国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晤,就各国下一阶段的经济政策进行多边磋商。9月22日,与会五国签署了在重大经济政策上进行广泛协调与合作,以确保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联合声明。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定”(the Plaza Accord)。

    就场面上而言,美国财政部长发起的这次会晤是在冷战再次进入高峰的背景下,由西方世界盟主召集的一次经济政策协调会。在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垒的紧张气氛有增无减之际(1983年8月31日,大韩航空公司从纽约飞往汉城的KAL007航班被苏联防空军击落,客机上269人全部丧生),对西方几大工业国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避免不必要的相互冲突给西方的整体利益造成损害,在当时得到了财经界和舆论界的一致欢呼。

    然而对于日本大藏相竹下登来说,纽约广场饭店的会晤简直就是一场鸿门宴。老谋深算的詹姆斯•贝克三世充分利用了各路盟友在苏联的威胁下有求于美国的军事保护,同时又害怕与美国的贸易遭受冲击的心态,使会谈从一开始就进入了美国设计的步调。里根政府上台后大搞军备竞赛,同时又实行大幅度减税,导致了天文数字的财政赤字,而同期美国的贸易逆差又是越来越大。随着美联储撤去超高利率的支持,美元汇率一旦自由落体,美国驻军海外的安全承诺就要大打折扣,而且怒气冲天的美国国会肯定会把“拒绝向美国商品开放市场”的日本和西欧国家作为贸易报复的对象。由于日本一国就占了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50%,日本承受的压力自然也最重。就是在1985年,里根政府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首次启动了“特别301条款”对日本的“不正当贸易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制造业联合会等利益集团要求日元升值,“消除不公平的贸易补贴”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现在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如此之大,而美国还继续承担着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如果谈崩了,在国会山将会激起极大的愤怒”。在美国财政部长软硬兼施的敲打之下——也许形容成含而不露笑里藏刀的恐吓更加贴切一些——日本中曾根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像样的抵抗就举手投降了。竹下登对贝克的要求采取了完全的妥协态度,甚至表示日元升值“20%OK”。

    广场协定的签署标志着美国成功地向其他国家转嫁了支撑美元的责任。在会后声明里,最重要的一段就是第18条的“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一致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汇率对外部失衡的调节作用。为此,汇率应比目前更好地反映经济基本面。他们相信通过会谈达成共识的政策与行动应得到贯彻与落实,以进一步改善基本面的状况,而且就目前和预期的基本面状况而言,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继续有序升值是有益的。必要时与会各国将通过联合行动来促成这一目标”。按照贝克的设想,美国的盟国公开承诺接受美元贬值,同时却继续保持对美国的资本输出(特别是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并且还保证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控制美元贬值的速度,防止美元汇率出现失控性的快速下跌。这意味着本来应由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承担的保卫美元的责任大半分派到了别人头上。如果不是因为冷战的大背景,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可以说,在广场饭店的谈判桌上,詹姆斯•贝克三世以相当高的要价向盟国“拍卖”了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下的安全义务。

    可是,日本人做梦都没想到的是,到了这一步事情仍然并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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