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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国还不如中国一县城大,总力挺中国,中国有难它赶紧捐款 2017-09-11 19:56:27
非洲的国家几乎都是贫穷的代名词,很多贫穷落后的小国,都被人欺负过,都有不为人知的辛酸。但在这些小国中,有一个小国虽然被殖民,也曾有过悲惨的遭遇,但它是最幸运的,因为中国人给它们带去了好日子。
其实毛里求斯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史,作为一个岛国,它似乎过于孱弱。但这个岛上目前生活着非常多的华人,而让这个岛富裕起来的也是华人。
毛里求斯在十六世纪之前很荒凉,有一种特别罕见的鸟叫渡渡鸟。当葡萄牙人登陆这个岛时,有很多蝙蝠飞起来,于是得名“蝙蝠岛”。
毛里求斯这个名字是荷兰一个王子的名字,十六世纪,荷兰人赶走了西班牙人,把这个地方设为殖民地。后来法国人入侵,它变成法兰西的岛屿,改了岛名,再后来英国人把岛名又改了,可觉醒后的毛里求斯人非常有志气,非要脱离富庶的英国独立,经过一系列抗争,英国同意毛里求斯独立。

毛里求斯建立了共和制,总统是国家元首,统治得像模像样。其实毛里求斯面积跟中国一个县城差不多大,它的景色非常优美,可惜光靠旅游业发展不起来,因为毛里求斯没有工业支持。
毛里求斯的窘境是被一个华人解决的,这个华人的家庭因为殖民政府招募劳动力而移民的,清朝末年当时广东、福建一带比较落后,也很混乱,当时有一些聪明的中国人,积极寻求移民,一方面也是寻找更多的生存机会。

当时毛里求斯是英国的殖民地,当英国殖民地继续扩大,英国发现人手不够,就从广东、福建招聘华人,朱梅麟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生计,他们移民到岛国,在甘蔗厂工作,用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后来他们开了个杂货店,经济有所好转。

朱梅麟出身于小市民家庭,也没接受过太高的教育,除了在家里杂货店帮忙,就通过私人讲习所学习,学会了英语和法语,后来进当地华人高中,学习广州话、客家话和英语,多门语言的学习为他以后的经商打开门路。
朱梅麟长大后,通过活络的头脑和经商手段,他把杂货店变成连锁店,在岛国上建立了连锁集团,这就是ABC集团的前身。
朱梅麟是一个好人,他在设立商店的时候,想的不是如何盈利,而是真正方便工人,很多工人都是华人,生活比较清苦,平时想买点烟、酒,又苦于囊中羞涩,每个月中都盼望月末发工资,朱梅麟是第一个允许赊账的,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他的连锁集团对毛里求斯的工人都是可以赊账的,很有人道主义精神。
毛里求斯得到英国很多援助,在生活用品方面极度依赖英国,英国的商船经常到毛里求斯岛送货物。二战期间,这种来往突然断了,因为英国商船经常被德国击沉,所以渐渐的不来岛上了,加上毛里求斯独立,英国干脆不管了。

此时毛里求斯陷入了食品危机,岛国人们陷入恐慌之中。当时朱梅麟是华商会主席,他号召食品同行捐出食物救济市民,解决了岛国的食品危机。而抗战期间,朱梅麟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积极向国内捐款,这件事却不为人知。
二战结束后,朱梅麟因为对毛里求斯岛国的重大贡献,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

毛里求斯盛产甘蔗,食糖是毛里求斯重要的出口物资,七十年代世界糖价暴跌,毛里求斯经济崩溃了,这时政府希望朱梅麟出手,朱梅麟投了一笔巨款,一下子挽救了毛里求斯。
为了让毛里求斯经济多元化,他又引进外资发展纺织业,还在此设立出口加工业。
经过多年的努力,毛里求斯终于脱掉贫穷的外衣,成了非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毛里求斯也没忘记这个华人的贡献,现在历代政府都给华人留个部长的位置,而岛国又是华人最多的地区之一。
毛里求斯政府还将朱梅麟的头像印在钱币上。

说起中国对毛里求斯的贴补,是有一些的,但我们没想到在中国有难的时候,毛里求斯积极捐款,将近四百万美元。
对于一个非洲国家而言,这笔钱已经不是小数目,说明他们对华人是很感恩的,也是很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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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辛亥至今已有百年 2011-06-27 02:47:55

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的路

蔡定剑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北角有一座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墓,1896年李鸿章访问纽约时在墓后植了一棵树。100多年过去了,这棵树与周围的穿天大树比,它又矮又小,且弯弯曲曲,有的树枝已经枯死。我参观这棵树时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太像当年清政府老朽的样子,缺少生命力,永远长不大。我不信迷信,但李鸿章种的这棵树实在有点迷信,就像把清政府种在这里。


不过,从李鸿章那时开始,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包括派遣留学生出国访问。从清未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而2002年哥大就有中国留学生1000多名。这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了许多东西,有的东西学得好,有的东西学不好;有的东西学得快(如生活方式:服装表演、喝可口可乐和过圣诞节),有的东西却花了100年也没有学到(如法治、民主、宪政)。


1994年至1995年学年和2002年春季学期,我两次应Randy Edwards教授邀请,到哥大访问研究,与他结下了友谊。他关心中国的法制建设,对中美法学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像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样对中国的看法偏颇激进,他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同样,他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能比较客观。2002年我再次来哥大时,他问我这次主要研究什么?我说主要想研究一下美国宪法实施的经验。他说,美国的民主、人权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用做干涉别人的。当然,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改革、还可以救药,所以我为它工作。我两次来哥大都研究宪政问题,所以选这篇文章作为Randy Edwards教授退休的纪念是最合适的。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民主宪政为目标政治改革。二十世纪前夕,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首次紧叩中国封建王朝这座紧闭几千年的城池,要求开启宪政之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打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出“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序幕。


百年多来,中国人民为了宪政的梦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不懈的追求,走过的是一条异常崎岖曲折的道路,其间经历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前进与倒退、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的上述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总结反思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推动民主宪政发展有很多启示意义。


百年宪政运动回顾

回首百年宪政运动,它是人类社会一幅最悲壮的历史画卷,它时如巍峨山峦,宛延起伏;时如滔滔大江,汹湧澎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宪政运动经历有五波浪潮。


1.“逼上梁山”的清末立宪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侵略,中国处于亡国的边缘。在内忧外患的深刻民族危机之中,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官僚和广大民众在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下,掀起爱国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打起了“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大旗。康有为七次上书,提出“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主张。 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主张为光绪皇帝所接受,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几十道诏令推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其实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民主宪政问题,就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在实行变法的100天后,她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镇压了这场还没有开始的以立宪为目标的改革运动。


当死抱祖宗家法不变的慈禧太后正沉梦于大清江山永固的时候,1905年的日俄战争一役,小日本打败了北极熊,又一次震惊了大清王朝。当顽固的统治者问及事情的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皆因日本立宪而胜,俄国不立宪而败。根本的原因是制度问题。这种情况下,经立宪派要求,慈禧太后才勉强同意派五个大臣出国考察,以寻求保全邦本之策。五大臣出国考察的结果,了解到现代民主议会和宪政制度才是西方国家强国之本。根据五大臣的建议,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预备立宪命令。这个命令只提进行官制改革,没有提国制改革,立宪尚无期限。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仍不想进行任何的宪政改革。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可没有耐心,为建立民主宪政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清王朝中的立宪改革派和地方实力派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制定宪法”。迫于社会各界要求民主宪政改革的强大压力,清政府被迫于1908年9月草拟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用9年时间来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确立皇权至上,议会作为装点,臣民权利顺带提及的君定宪法。它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君上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议院是个听命于皇帝的咨询机关。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欺骗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更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各地方立宪自治运动和革命派的抗议风起云涌。在反抗形势高涨的情况下,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策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就在清王朝遭灭顶之灾之时,清政府为挽救危亡,3天内炮制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正式公布,以平民怒。这个宪法是在革命爆发的压力下制定的,所以,对立宪派的要求有较大让步。虽然它仍以维护王权“万世不易”为目的,但毕竟肯定了宪法的地位,规定了一个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这个宪法仅存数十天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2.转瞬即逝的民主共和。

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早年从事反清斗争。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更坚定了他推翻清王朝的决心。1905年他在日本组织政党,随后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主张建立民主共国。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元旦,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深受西方宪政思想熏陶的孙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临时宪法。3个月后,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宪法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它根据五权分立的理论创立,确立了主权在民原则,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一个议会制的政体: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决定预决算、税收等重大事项;有权选举总统、副总统,并对总统任命高级官员行使批准权等。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孙中山积极制定这个约法的目的是想用它来确立他的宪政理想,并以此来约束野心勃勃、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袁世凯。当时名义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政权,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巩固政权,前清大帅袁世凯在北方掌握着军政大权。为统一中国,孙中山作出妥协,他同意在袁逼清帝退位后让袁当临时大总统,条件是袁必须遵守约法,并尽快召开国会,颁布正式宪法。然而,孙中山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与袁世凯的骗术相比,就显得过于天真了。但袁世凯从没有向民主妥协,当他当上大总统后,临时约法就被他当草纸用了。


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宪政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军阀混战时的宪政闹剧。

辛亥革命时的武昌起义其实是一次带有偶然性的革命。一群几乎没有领导的新军官发动兵变,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实在太腐败,各地方军阀立即纷纷响应起义而布独立,才使清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灭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借机建立南京政权。但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看,革命派一时难以巩固政权。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北京军阀袁世凯逼清帝下了台,并没有摧毁旧军队和旧政权的基础。革命后的政权很快落入一帮前清遗官和地方军事实力派手中。由于清王朝不立宪而亡,当时民主宪政思想在社会中很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前清官僚执政后都不得不仍打出“开国会、行宪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却没有一点想搞民主的意思,开议会、制宪法都只不过是狐假虎威,用来蒙骗人。从1913年到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宪政最热闹的一幕,也是最丑的一幕。这个时期,从西方传来的宪法和议会这两个本来是好的东西,被搞得乌烟瘴气、名声狼藉。

 

先是袁世凯,这个前清的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靠手握军权逼清帝下台时就心怀野心,当他从孙中山手里骗到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原形显露。他不是依其诺言“谨守宪法”,而是违背“约法”的规定,强逼国会先选他当总统。而他一旦成为正式大总统后就要解散国会。就在袁世凯行将解散国会前夕,国会在天坛匆忙通过了一个宪法草案,叫《天坛宪草》。通过这个宪法是为防止袁的独裁,否定总统制,确立责任内阁制。这使袁氏大为光火。


1914年1月,袁将国会解散。然后,由他组织一帮党徒组成“约法会议”来起草宪法。在他的授意下,约法会议起草了一部总统具有封建皇帝一样独裁权力的宪法一一《中华民国约法》又称“袁记约法”。由于袁的帝王思想太浓,觉得当总统还不过瘾,干脆把总统帽换成皇帝的桂冠。袁的悲剧在于他太不识时务,不知此时共和宪政思想己深入人心,袁称帝立即遭到全国的声讨,100天后不得不被迫取消帝制,本人也为此愤愤而死。


袁世凯倒台后,各地方军阀导演出一幕幕用刀枪来制宪的闹剧。从1916年到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北京政府走马灯似的更换门庭,每当一地方实力派靠军事实力入主北京政府的时候,就要制定一部按自己的意志、属于自己的宪法,都企图通过宪法使其权力合法化。袁以后的大总统黎元洪曾召集国会讨论制宪,因各派为省制问题争执不下而动武,制宪不欢而散。尔后,执政的段祺瑞曾二度主政北京,每次都忙于组织自己的国会,起草宪法,但都胎死腹中。这个时期惟一正式颁布过的一个宪法,就是军阀曹锟花大价钱买下的宪法。1922年,曹锟在直奉战争中获胜。他为了登上总统宝座,并得到宪法的庇护,于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但这时国会议员早已逃散,对制宪不感兴趣。曹想了一个好主意,不惜花重金收买议员出席会议。他公告:议员每出席一次会发给出席费100元,参加大选发200元,并每人有5000元的选举费。最后,他花了1356万元使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当然他按自己的意志炮制出一部真正属于他的“曹氏宪法”。当一年后他在战场失败,“曹记宪法”也就一钱不值了。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封建士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国会、定宪法”还是非常严肃和神圣的事,那么到袁世凯以后,“开国会、制宪法”就成了十足的骗局和闹剧。西方的民主宪政传到中国不久,就被扭曲变形。议会制在这个时候被他们搞得声名狼藉,给以后的宪政运动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在总结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时就断然指出,议会制在中国行不通,宪法也都是骗人的东西。所以,新中国建立后,议会制被拒之门外,并受到批判。


但是,不能否定,从清未戊戌变法到国民初年这段时期,议会民主和宪政思潮的传播是非常广泛和深入。有一点可以证明:你看,当时“开国会、定宪法”是最有政治号召力的口号。那帮军阀本是一帮清末遗臣,毫无民主思想可言,但他们不论谁上台都要高弹一番“制宪调”,演一曲“国会剧”。可见,谁不行宪政、开国会,谁就要遭到反对、统治的合法性要受到质疑,连地方军阀都可以以护宪的名义起兵反总统,(宪法)就像古代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具有正义性。这充分说明,宪政思想的传播在本世纪初的影响是相当强的。可为什么后来宪政的影响又消失了呢?就是因为宪法初至中国就被一帮军阀专制者的和尚把宪法的经给唸歪了。不能说宪法和议会本身不是好东西。


4.一党独裁下的“训政”

就在二十世纪20年代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中国南方产生了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建立当初都是革命政党,前者代表有产者――少数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后者代表无产者――广大贫苦劳动大众的利益。孙中山在逝世前力主两党合作。为了讨伐共同的敌人北方军阀,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926年秋开始北伐,仅半年多就席卷了南部中国,眼看胜利要到手了,等不得取得全部胜利,蒋介石就不能忍受共产党同他分享胜利。于是,他不是用现代民主的方式允许共产党存在作为反对党,而以屠杀手段把同他一道革命的兄弟党消灭掉。这样,一党独裁统治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现代宪政遭受挫折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统治期间,由于蒋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当然也要打宪政的旗号,也迫于国民党内部的压力,在30年代曾制定过一个《训政时期约法》。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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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吴佩孚的“中国1921” 2011-06-07 09:29:50

最近央视播放的献礼片《中国1921》应该说是个不错的作品,在严肃的政治题材里加入青春励志成本,也可以说得上是“与时俱进”。尤其是扮演毛泽东和杨开慧(小霞)的两位主演,其表现可圈可点,今后当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然则,既然这部连续剧的名字叫《中国1921》,就不得不说其剧情安排实在是有个极大的缺憾:在其演员名单里居然没有一个是扮演吴佩孚的。

 

当然,对于《中国1921》来说,北洋系的各路人物,段祺瑞、徐世昌、顾维钧、徐树铮等等等等,都不过是主要剧情的背景而已。但即便是对背景的处理,也须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毕竟,在1921年的中国,毛泽东和他的“一大”同志们乃是政坛的新生力量;而人称“玉帅”的吴佩孚却正处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巅峰时期(吴佩孚字子玉,称“玉帅”;张作霖字雨亭,称“雨帅”;段祺瑞字芝泉,称“芝老”,是为当时流行的尊称方式)。

 

回顾1921年前后的那段历史,应该说吴佩孚这位秀才出身却又能征善战的军阀实乃北洋系的一个异数。而北洋系从入主京畿到土崩瓦解的整个过程,也不得不说吴佩孚是一条绝对的主线。就连被迫狼狈逃出湖南的张敬尧以及同样为非作歹而被逐出湖北的王占元,其下场亦皆和吴佩孚有脱不开的关系。至于以“倒戈将军”而闻名的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恩怨仇悖更是绝非一两句话可以讲完的。因此,要最大限度地接近1921年之际的中国,跟踪吴佩孚这位个性张扬而另类的“共和将军”乃是一个“性价比”很高,或者说“效率”很高的选择。

 

迷失大国的十字路口

对那段历史的记录,视角独特而又资料详实者,当属叶曙明先生所著的《大国的迷失》。在那本著作里,吴佩孚是以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的身份登场的:

 

“五四”前夜的1918年秋,以“东海”为号的前清遗老徐世昌依靠以贪污纳贿而臭名远扬的“安福俱乐部”支持,继袁世凯黎元洪之后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上台后,立即便下令赦免此前带头上演复辟闹剧的张勋。前清进士出身的安福系党魁王揖唐则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并受徐世昌指派负责“南北和谈”。然则,冠冕堂皇的口声背后,“在官僚、军阀、政客一体化的团伙里,谁能搞到更多的外国贷款,谁就可以执财政界的牛耳。各党派为谋取外款,已经近乎疯狂。”无论对德宣战,还是南北和谈,都成了向国外,特别是向日本借款的最好理由。“据不完全统计,从1917年8月至1918年12月,仅由安福系政客经手向日本贷款,就有32宗,款项达3.032亿元。”

 

有了钱,就可以养兵,可以打内战了。1918年初,由吴佩孚担任前敌总司令,北洋军第三师开始大举进攻湖南。三天激战后,南军全线溃退。3月26日,吴佩孚率部进占长沙。

 

消息传来,以段祺瑞、徐树铮为首的北京政府主战派弹冠相庆,以为“武力统一”指日可待。然而就在此时,段祺瑞犯了一个堪称致命的错误:刚刚落入北洋系之手的湖南督军之位,他没有提议由立下战功的曹锟或吴佩孚出任,而是给了皖系同乡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

 

一时间,“直系卖命打仗,皖系来坐江山”,精锐的北洋军第三师“怨气冲天”。与此同时,张敬尧以无寸功之身到了湖南,烧杀掳掠横征暴敛,湘人恨之入骨,以“张毒菌”称之。

 

于是,就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北上京师,发动“驱张运动”之际,一场最终使整个北洋系四分五裂,直至走向覆灭的大风暴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开始酝酿了...

 

直皖大战:“子玉说能打,就是能打!”

在直系元老冯国璋和顶头上司曹锟的支持下,吴佩孚在攻克衡山后拒绝继续南进。不久之后,北洋军第三师全体官兵更是一起向政府“请假”。

 

对于军阀们,类似的场景早不是第一次了,因此一开始段祺瑞、徐世昌等并没太当一回事。北洋政府赶忙褒奖吴佩孚的战功,并授予“孚威将军”的头衔。接着,徐树铮亲赴湖南与吴佩孚摊牌。小徐开出的价码是“答应拨20万元”,条件当然是第三师继续南进,完成“武力统一”。“从外国借来的钱,就是这样花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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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南问题的一些看法 2009-12-09 00:11:37

    这篇文章一发,可能要引发一些朋友相当激烈的情绪。不过想想还是发出来,纠正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的诸多错误理解。把视角摆正就会发现,其实藏南问题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不少朋友看来:藏南“是我国青藏高原最肥沃的一块土地,雨量充沛,亚热带气候。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这块地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住!

    既然如此,那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在1962年11月,为何毛泽东会在前线战斗大获全胜,以至于一个西方记者公开宣称“只要一两个师的中国军队,就足以横扫印度全境”之时,却断然下令部队回师,甚至一直撤退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北,留下了一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胜利?

    原因很简单:那个西方记者是“外行看热闹”,毛泽东却是“用兵真如神”的大军事家,对于打仗的“门道”实在是太清楚了。他之所以下令部队迅速回撤到麦线以北,是因为他明白:只要在山南再耽搁上十天半月,那支久经沙场的精锐之师就会全军覆没。

    西藏,那高不可攀的“天”

    军事斗争,是“外行看装备加上数人头,内行看的则是后勤,后勤,后勤”。在决定打1962年那一仗的北京香山会议上,周恩来特别嘱咐的就是“一定要把后勤搞好,绝不能再象朝鲜战争那样由于后勤的因素增加部队的伤亡”。在绵延的青藏高原与巍峨的喜马拉雅山上能保证大兵团作战的后勤支持,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奇迹。

    然而,毛泽东和周恩来清楚地知道,这个奇迹只能保持两个月。麦线背后就是海拔数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脉, 关山重重。到了冬季大雪封山, 到了夏天,印度洋暖湿气流沿山而上, 暴雨倾盆。因此,我军进入麦线以南, 一年里八至十个月没有可靠的后勤,唯一的空当就是秋天那短短两个月。事实上,1962年的那场战争从发动到结束,也就是不过两个月。中国军队最充分地利用了西藏自然条件所留下的那个宝贵的窗口。

    然而,前线雪片般传来的捷报却并不能改变山南的地理条件。西藏高不可攀的“天”才是我军最大的敌人,才是真正不可逾越的障碍。只要一过11月,铺天盖地的大雪就将切断山南我军的后路,使刚刚见证了我军辉煌胜利的藏南变成一片军事死地。对那些迷信“不惜一切代价”就可以克服天堑的朋友们,这里有两个故事与你们分享:

    藏南处于我方控制之下的墨脱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上世纪八十年代,不知哪位领导搞的拍脑袋工程,非要修通一条路进去,为西藏自治区成立多少周年献礼。那条公路居然真修通了,还开了一辆汽车进去----那辆车至今还在墨脱----车刚开进去没几天,一场山洪引发了泥石流大爆发,随着滚滚泥石轰然而下,刚刚修通的公路短短几小时内即告彻底全毁。

    汽车不能通,那么飞机呢?由于没有条件修机场,只能是用直升机了。同样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处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专门为改善青藏高原上的运输条件从美国进口了一批先进的UH60“黑鹰”直升机。结果有一架“黑鹰”飞墨脱时遭遇山间强气流袭击,所幸飞行员反应敏捷才幸免坠毁。但回到基地后,瞠目结舌的维护人员发现直升机坚固的金属尾梁竟被生生拉长了整整一公尺!最终鉴定结论是损坏无法维修,整机报废。

    这就是西藏高不可攀的“天”,这就是我军在藏南需要面对的可怖的自然环境!至于大自然的威力有多大,相信2008年512的汶川大地震已经给我们演示得足够清楚了!无怪乎,刘伯承元帅曾感叹道:“能在那里驻扎下去的,已经不是人,而是一群灵与肉铸就的钢筋水泥!”试问那些大叫大嚷“不惜一切代价”,“朝藏南移民几百万”的人们,你们有准备到那里扛一天的枪站一天的岗吗?就算你们有准备,你们有那本事吗?自己做不到的,就别要求别人!

    1962年的那场战争根本不是“自卫反击战”

    任何一个有基本军事常识的人都会承认,在后路如此之不可靠的情况下驻军甚至作战, 绝对是犯了兵家大忌。因此, 毛泽东在1962年攻击得手后迅速地把部队撤回来, 是一个军事家精准的计算, 绝不是那些看了平面图就哇哇叫, 都不知道去看看等高线的酸文人可比的。但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既然明知道打下了也守不住,为何还要打这一仗呢?

    答案只能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根本就不是为了藏南那9万平方公里打的。所谓“边界争端,自卫反击”,不过是为了争取舆论与国内动员的宣传而已。可笑的是多年以后,这么多人却把宣传当了真。从军事分析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当年印度在边界上搞些摩擦捞些小便宜是真,但挑起军师兵团级大战的可能性却等于零----如果印度真要打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独独把战事选择在对方后勤线开放的那两个月里。换言之,当年的战斗完全是中方主动发起,中方主动结束。

    对于打这一仗的目标,毛泽东在香山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起码保证30年的和平”。30年的和平用来干什么?用来消化西藏,用来确保对西藏的绝对控制。当这30年过去时,毛泽东设定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事实上,和平维持了不止30年,一直到中国修通了青藏铁路。这条铁路的修通才是那场战争真正的重大意义之所在。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收复藏南”,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藏南不可守,更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场战争是在争夺整个西藏,而根本就不是什么边境领土争议。说起来,也只有整个西藏几百万平方公里那么大的赌注,才值得跟印度打那么一场大仗!

    在这里也顺便提一句:倘若藏南的粮仓被保留在西藏手里, 西藏也就拥有了粮食自给的能力, 中央就失去了节制西藏一张极有用的牌。西藏问题, 大患不在外而在于内。对中国的西藏,最大的威胁不在藏南,更不在新德里,而是就在拉萨。这一点必须切记。

    雅鲁藏布江与克什米尔

    讲了这么多不利因素,话也要说回来,讲讲有利因素。

    虽然藏南对我军是常规战争之死地, 但是一旦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修建了大型水坝, 则对印度就成了大规模水攻之死地----高达数千米的自然落差, 多达几百亿立方米的大水...倘若放水一淹, 别说什么阿鲁纳恰尔邦几百万人口了, 就连下游的孟加拉也成人工鱼塘...极端恐怖!

    而且在外交谈判上,一些朋友所担心的承认“麦线”同样也是没有可能性的事情。

    这是因为中方的谈判立场很清楚,承认麦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印度必须承认中国对阿克塞钦的主权。这用几十年来一贯的语言说,是“以实际控制线确定边界”的一揽子方案。

    然而这对于印度来说,却是无法忍受的:首先是印度政党林立,任何在边界问题上的“妥协退让屈膝投降”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大风暴,导致政府倒台。同时在战略上,西藏对中国是边陲,对印度首都新德里与大城市孟买加尔各答却是近在咫尺。阿克塞钦作为战略要地,其归属直接关系到印度首都的安全。最后,也是最重要但却最不为国人所知的,中印在西线的领土争端其实远不止于阿克塞钦,还直接牵涉到印度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端----按照印度的说法,整个克什米尔都属于印度,因此印度从不承认巴基斯坦在其克什米尔实际控制区与中国的划界,而且印度还认为巴基斯坦为了换取中国的支持,把大片属于印度的土地“非法”割让给了中国。

    因为有了这么一层,中方的“以实际控制线为基础划界”,实际上就无异于要求印度承认克什米尔的“分裂分治”局面。而这从立国之本的高度,简直是在要印度的命!----克什米尔对印度来说,就跟台湾对中国差不多。

    因此,印度没有办法答应如此苛刻的条件----虽然这在许多激动的爱国者看来,是给了印度极大的便宜,但在印度看来,却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国际关系格局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诸位大可不必为藏南而过于激动

    因此,总而言之,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最现实的预测是山南无法收回,也无利益收回,但却也没有可能以划界立约的形式被“出卖”给印度。中印之间保持口头上的领土争议将是长期性的。

    藏南的情况要根本改变,要等到雅鲁藏布江大水坝修建,从根本上颠倒山南的地利条件。

    而这是需要相当时日的事情。在此之前,诸位大可不必为藏南而过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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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关于一起醉酒驾车事件的指示 2009-12-09 00:07:56

    1969年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常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姬鹏飞,为抵京履新的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乔冠华早在30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今天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时候。为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将的英雄酒量,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颓然败下阵来。

    散席后,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钻进了小轿车,向外交公寓驶去。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一个无辜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的车轮之下。

    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事就事论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作为当事人和目击者,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

    获悉真相后,周总理震怒了,他马上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人,并责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

    “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才告诉我?”周恩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处在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

    周恩来对垂首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不仅不劝阻,反而一再劝酒。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1/3。

    3月28日,周恩来接见罗博、阿果利,商谈阿果利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的事件。周总理说:“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一、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二、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抗日)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三、在重庆还有过一次;四、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这几次都是别有用心灌我的。所以在1965年我下了决心,把喝了30年的酒戒了。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末了,周恩来再三向罗博大使表示,此事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奉召回国的阿果利。但是阿方坚决不收回成命。

    同年5月1日晚,周恩来得悉阿果利偕夫人已在当天离京转道上海,他立即派乔冠华和译员范承祚飞赴上海,陪同阿果利夫妇在沪、杭游览一周。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得知此事后,对周恩来总理充满了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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