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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叹:辛亥至今已有百年 2011-06-27 02:47:55

中国宪政百年回眸与脚下的路

蔡定剑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北角有一座美国第18届总统格兰特墓,1896年李鸿章访问纽约时在墓后植了一棵树。100多年过去了,这棵树与周围的穿天大树比,它又矮又小,且弯弯曲曲,有的树枝已经枯死。我参观这棵树时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太像当年清政府老朽的样子,缺少生命力,永远长不大。我不信迷信,但李鸿章种的这棵树实在有点迷信,就像把清政府种在这里。


不过,从李鸿章那时开始,中国开始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包括派遣留学生出国访问。从清未派出第一批留学生,而2002年哥大就有中国留学生1000多名。这100多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了许多东西,有的东西学得好,有的东西学不好;有的东西学得快(如生活方式:服装表演、喝可口可乐和过圣诞节),有的东西却花了100年也没有学到(如法治、民主、宪政)。


1994年至1995年学年和2002年春季学期,我两次应Randy Edwards教授邀请,到哥大访问研究,与他结下了友谊。他关心中国的法制建设,对中美法学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不像有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样对中国的看法偏颇激进,他对中国的看法比较客观。同样,他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能比较客观。2002年我再次来哥大时,他问我这次主要研究什么?我说主要想研究一下美国宪法实施的经验。他说,美国的民主、人权有时是真实的,有时是用做干涉别人的。当然,我觉得它还是可以改革、还可以救药,所以我为它工作。我两次来哥大都研究宪政问题,所以选这篇文章作为Randy Edwards教授退休的纪念是最合适的。


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以民主宪政为目标政治改革。二十世纪前夕,一批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首次紧叩中国封建王朝这座紧闭几千年的城池,要求开启宪政之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打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提出“伸民权、争民主、开议院、定宪法”的政治纲领,发动了一场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序幕。


百年多来,中国人民为了宪政的梦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和不懈的追求,走过的是一条异常崎岖曲折的道路,其间经历了数不尽的艰难困苦、前进与倒退、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的上述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总结反思中国百年宪政运动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推动民主宪政发展有很多启示意义。


百年宪政运动回顾

回首百年宪政运动,它是人类社会一幅最悲壮的历史画卷,它时如巍峨山峦,宛延起伏;时如滔滔大江,汹湧澎湃。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宪政运动经历有五波浪潮。


1.“逼上梁山”的清末立宪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外国侵略,中国处于亡国的边缘。在内忧外患的深刻民族危机之中,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开明官僚和广大民众在强烈的爱国热情驱使下,掀起爱国救亡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封建士大夫打起了“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大旗。康有为七次上书,提出“开制度局,以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主张。 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等人的变法维新主张为光绪皇帝所接受,光绪皇帝一连颁发了几十道诏令推行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其实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民主宪政问题,就遭到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反对。在实行变法的100天后,她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镇压了这场还没有开始的以立宪为目标的改革运动。


当死抱祖宗家法不变的慈禧太后正沉梦于大清江山永固的时候,1905年的日俄战争一役,小日本打败了北极熊,又一次震惊了大清王朝。当顽固的统治者问及事情的原因时,得到的回答是:皆因日本立宪而胜,俄国不立宪而败。根本的原因是制度问题。这种情况下,经立宪派要求,慈禧太后才勉强同意派五个大臣出国考察,以寻求保全邦本之策。五大臣出国考察的结果,了解到现代民主议会和宪政制度才是西方国家强国之本。根据五大臣的建议,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预备立宪命令。这个命令只提进行官制改革,没有提国制改革,立宪尚无期限。顽固的清朝统治者实际上仍不想进行任何的宪政改革。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可没有耐心,为建立民主宪政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清王朝中的立宪改革派和地方实力派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制定宪法”。迫于社会各界要求民主宪政改革的强大压力,清政府被迫于1908年9月草拟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用9年时间来预备立宪。《钦定宪法大纲》是一个确立皇权至上,议会作为装点,臣民权利顺带提及的君定宪法。它规定大清皇帝的统治万世一系,君上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议院是个听命于皇帝的咨询机关。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欺骗引起地方实力派的不满,更激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民众的反对,各地方立宪自治运动和革命派的抗议风起云涌。在反抗形势高涨的情况下,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武昌策动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就在清王朝遭灭顶之灾之时,清政府为挽救危亡,3天内炮制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并正式公布,以平民怒。这个宪法是在革命爆发的压力下制定的,所以,对立宪派的要求有较大让步。虽然它仍以维护王权“万世不易”为目的,但毕竟肯定了宪法的地位,规定了一个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的政治体制。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这个宪法仅存数十天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2.转瞬即逝的民主共和。

资产阶级革命先驱孙中山,早年从事反清斗争。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更坚定了他推翻清王朝的决心。1905年他在日本组织政党,随后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主张建立民主共国。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元旦,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深受西方宪政思想熏陶的孙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临时宪法。3个月后,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宪法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它根据五权分立的理论创立,确立了主权在民原则,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一个议会制的政体:议会有权制定法律,决定预决算、税收等重大事项;有权选举总统、副总统,并对总统任命高级官员行使批准权等。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孙中山积极制定这个约法的目的是想用它来确立他的宪政理想,并以此来约束野心勃勃、满脑子封建帝王思想的袁世凯。当时名义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政权,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巩固政权,前清大帅袁世凯在北方掌握着军政大权。为统一中国,孙中山作出妥协,他同意在袁逼清帝退位后让袁当临时大总统,条件是袁必须遵守约法,并尽快召开国会,颁布正式宪法。然而,孙中山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与袁世凯的骗术相比,就显得过于天真了。但袁世凯从没有向民主妥协,当他当上大总统后,临时约法就被他当草纸用了。


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中国宪政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军阀混战时的宪政闹剧。

辛亥革命时的武昌起义其实是一次带有偶然性的革命。一群几乎没有领导的新军官发动兵变,由于当时的清政府实在太腐败,各地方军阀立即纷纷响应起义而布独立,才使清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灭亡,资产阶级革命派借机建立南京政权。但从当时的社会政治力量看,革命派一时难以巩固政权。因为辛亥革命只是北京军阀袁世凯逼清帝下了台,并没有摧毁旧军队和旧政权的基础。革命后的政权很快落入一帮前清遗官和地方军事实力派手中。由于清王朝不立宪而亡,当时民主宪政思想在社会中很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前清官僚执政后都不得不仍打出“开国会、行宪政”的旗号,但骨子里却没有一点想搞民主的意思,开议会、制宪法都只不过是狐假虎威,用来蒙骗人。从1913年到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宪政最热闹的一幕,也是最丑的一幕。这个时期,从西方传来的宪法和议会这两个本来是好的东西,被搞得乌烟瘴气、名声狼藉。

 

先是袁世凯,这个前清的外务部尚书和军机大臣,靠手握军权逼清帝下台时就心怀野心,当他从孙中山手里骗到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原形显露。他不是依其诺言“谨守宪法”,而是违背“约法”的规定,强逼国会先选他当总统。而他一旦成为正式大总统后就要解散国会。就在袁世凯行将解散国会前夕,国会在天坛匆忙通过了一个宪法草案,叫《天坛宪草》。通过这个宪法是为防止袁的独裁,否定总统制,确立责任内阁制。这使袁氏大为光火。


1914年1月,袁将国会解散。然后,由他组织一帮党徒组成“约法会议”来起草宪法。在他的授意下,约法会议起草了一部总统具有封建皇帝一样独裁权力的宪法一一《中华民国约法》又称“袁记约法”。由于袁的帝王思想太浓,觉得当总统还不过瘾,干脆把总统帽换成皇帝的桂冠。袁的悲剧在于他太不识时务,不知此时共和宪政思想己深入人心,袁称帝立即遭到全国的声讨,100天后不得不被迫取消帝制,本人也为此愤愤而死。


袁世凯倒台后,各地方军阀导演出一幕幕用刀枪来制宪的闹剧。从1916年到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北京政府走马灯似的更换门庭,每当一地方实力派靠军事实力入主北京政府的时候,就要制定一部按自己的意志、属于自己的宪法,都企图通过宪法使其权力合法化。袁以后的大总统黎元洪曾召集国会讨论制宪,因各派为省制问题争执不下而动武,制宪不欢而散。尔后,执政的段祺瑞曾二度主政北京,每次都忙于组织自己的国会,起草宪法,但都胎死腹中。这个时期惟一正式颁布过的一个宪法,就是军阀曹锟花大价钱买下的宪法。1922年,曹锟在直奉战争中获胜。他为了登上总统宝座,并得到宪法的庇护,于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但这时国会议员早已逃散,对制宪不感兴趣。曹想了一个好主意,不惜花重金收买议员出席会议。他公告:议员每出席一次会发给出席费100元,参加大选发200元,并每人有5000元的选举费。最后,他花了1356万元使自己登上总统宝座,当然他按自己的意志炮制出一部真正属于他的“曹氏宪法”。当一年后他在战场失败,“曹记宪法”也就一钱不值了。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封建士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国会、定宪法”还是非常严肃和神圣的事,那么到袁世凯以后,“开国会、制宪法”就成了十足的骗局和闹剧。西方的民主宪政传到中国不久,就被扭曲变形。议会制在这个时候被他们搞得声名狼藉,给以后的宪政运动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在总结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时就断然指出,议会制在中国行不通,宪法也都是骗人的东西。所以,新中国建立后,议会制被拒之门外,并受到批判。


但是,不能否定,从清未戊戌变法到国民初年这段时期,议会民主和宪政思潮的传播是非常广泛和深入。有一点可以证明:你看,当时“开国会、定宪法”是最有政治号召力的口号。那帮军阀本是一帮清末遗臣,毫无民主思想可言,但他们不论谁上台都要高弹一番“制宪调”,演一曲“国会剧”。可见,谁不行宪政、开国会,谁就要遭到反对、统治的合法性要受到质疑,连地方军阀都可以以护宪的名义起兵反总统,(宪法)就像古代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样具有正义性。这充分说明,宪政思想的传播在本世纪初的影响是相当强的。可为什么后来宪政的影响又消失了呢?就是因为宪法初至中国就被一帮军阀专制者的和尚把宪法的经给唸歪了。不能说宪法和议会本身不是好东西。


4.一党独裁下的“训政”

就在二十世纪20年代北方军阀混战的时候,中国南方产生了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建立当初都是革命政党,前者代表有产者――少数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后者代表无产者――广大贫苦劳动大众的利益。孙中山在逝世前力主两党合作。为了讨伐共同的敌人北方军阀,两党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926年秋开始北伐,仅半年多就席卷了南部中国,眼看胜利要到手了,等不得取得全部胜利,蒋介石就不能忍受共产党同他分享胜利。于是,他不是用现代民主的方式允许共产党存在作为反对党,而以屠杀手段把同他一道革命的兄弟党消灭掉。这样,一党独裁统治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中国现代宪政遭受挫折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实行一党独裁统治期间,由于蒋以孙中山的继承者自居,当然也要打宪政的旗号,也迫于国民党内部的压力,在30年代曾制定过一个《训政时期约法》。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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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需要在乎狮子的“真心”和“善意”么?---评陈志武与乔 2011-06-25 20:33:46

最近,美籍华人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与撰写了《超限战》一书的空军少将乔良围绕“金融战争”话题的一场公开对话可以说是沸沸扬扬,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对此,笔者首先要说的是,这种通过公开辩论来理清是非曲直的做法对于多年来“上面说什么是对的,什么就对”的中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正在真正地“走向共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仔细看了此次“交锋”的谈话记录之后,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贯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笔者在立场上倾向于陈志武教授,然而对这场辩论的“感觉”却更倾向于乔良少将。经过一番思考,笔者明白了这是为什么:虽然在对话里一直没有挑明,但陈志武与乔良反复争论的“潜在主题”始终是美国在主观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并不无私的美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出“盘外招”
对此,不得不说陈教授讲了一些相当幼稚可笑的话。虽然他一再强调不要“把美国看成圣诞老人”,但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是做了许多好事的,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甚至是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应该感谢”的。例如,陈教授提出“幸亏有美国提供哪里都信得过的美元硬通货,全球化才能运转起来,跨国交易成本才那么低”,还强调了美国“能够用他们纳税人的钱,派这么多海军、这么多军舰和军人,把世界海域的安全给维护起来......如果没有美国通过其全球海军体系,提供这个安全保障,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就很难达到现在的水平”......

 

笔者认为,陈教授所说的这些有其充足的事实依据,笔者对陈教授“当下的世界秩序的确有很多问题,有许多对中国不利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又是目前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国际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需要改革,但不是需要革命”的观点也是基本赞同的,但笔者不得不说陈教授进行论证时使用的逻辑却是有问题的:一、美国向全世界提供了交易结算手段与海上安全保障,完全可能是因为这样做最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比如说便于美国更加高效地从广大的“金融殖民地”榨取利益,因此美国对外提供大量公共福利的事实并不能证明美国就一定不会用“金融战”、“货币战”甚至某些阴谋手段对他国进行算计。二、细究起来,恐怕陈教授也无法否认美国凭借其掌握的世界本位货币与海权霸主地位等战略制高点强势地获取了大量利益,而且在很多时候这不可避免地是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的。就以美国的海权为例,一方面,美军舰艇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确实为国际海运提供了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在维护“美利坚的利益”时,它们同样是毫不含糊的!美国海权的“免费护航”确实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对于中国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而言,1950年6月27日开进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又意味着什么,相信读者们都是很明白的----这显然已经不是“主张更直截了当,不喜欢扭扭捏捏”的“文化差异”可以解释的了,而是冷酷无情的超级大国政治。对于这么一个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非常强横地使用其国力的美国,陈教授的金融交易是“基于自由自愿”的选择,因而“金融就是金融,战争就是战争”,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的说法显得非常的苍白,而且缺乏起码的说服力。

 

在直接关系到“金融战”是否成立的话题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广场协定”与“卢浮协定”之后日本“泡沫经济”的产生及其破灭,美国财政部与华尔街金融资本是否扮演了某种不仅仅是市场交易方的角色?对此,各方的观点是尖锐对立的。然而不争的事实是,在广场协定与卢浮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三世不止一次两次地以“现在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如此之大,而美国还继续承担着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如果谈崩了,在国会山将会激起极大的愤怒” 之类口吻对日本中曾根政府威逼利诱。而谈判的结果,就连美国自己的舆论亦不讳言是“以相当高的要价向盟国‘拍卖’了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和日美安保条约下的安全义务。”倘若脱离冷战的大背景,要包括西德和日本的西方盟国一面接受美元贬值,一面继续保持对美国的资本输出(特别是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并且还公开承诺以协调一致的行动控制美元贬值的速度,防止美元汇率出现失控性的快速下跌----实质上意味着由盟国大量分担本应由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承担的保卫美元的责任----乃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反过来说,在那个前苏联军事扩张咄咄逼人的时期,美国不利用西欧与日本在安全领域有求于美国的“盘外优势”,在金融货币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权力寻租”活动,同样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毕竟,就连陈教授也承认美国对外提供公共产品时并不是“充满仁慈和无私”的。

 

再具体到“美日金融战”的广场协定、卢浮协定与巴塞尔协定“三部曲”,每一个都可以说是对国际金融货币秩序的具有充分合理性的整合,然而每一个同日本泡沫经济的启动、失控与最终破灭均有脱不开的关系。以巴塞尔协定为例,诚然其出台对规范各国银行资金操作,整合国际金融活动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完全可以说是“必然趋势,顺之者昌”。然而任何有合同谈判经历的人都应当懂得“魔鬼在细节里”的道理巴塞尔协定对银行资本金充足率的规定,对于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日本经济和对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欧美经济是否做到了“一碗水端平”,至少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从实力对比上看,同时身兼西方金融货币体系掌门人与西方头号军事强权的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完全可以把制定国际金融游戏规则和打击日本“经济威胁”作为两者兼得的双重目标。这其中并不存在必然要相互排斥的逻辑关系。


美国是不是“圣诞老人”重要吗?
然则,在笔者看来,正视美国运用其超级大国权力介入金融货币领域并进行“权力寻租”的可能性,甚至不回避美国完全可能放出具有很强攻击性的“盘外招”,却并不意味着以“阴谋论”为基础来看待美国是可取的。

 

首先,很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至今仍处于美国事实军事占领下的国家,日本根本无法取得与美国平等的谈判地位;而对于掌握着战略核武器,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常备军,完全堪称世界独立一级的中国,美国是无法套用同样的手段进行“权力寻租”的。笔者反倒是认为,被乔良少将视为美国“金融战”组成部分,甚至怀疑为针对中国战略部署的一些举措,在美国人看来却完全可能是一种合理的预防性措施。毕竟,美国要面对的不是可以居高临下说话的日本,而是发展迅速潜力巨大而意识形态却仍然对立的中国。

 

例如,许多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受到了政策法规上的限制。乔良少将形象地比喻成“好比名义上告诉一只羊,你可以不进羊圈,但同时却又在周围把篱笆全部扎好,使你除了进圈别无选择”,并认为这是一种针对中国的“软暴力”。但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政企不分”的中国企业突然拿出这么多资金到美国进行投资收购,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阴谋”。作为现有国际金融与资本体系的掌门人,美国的金融资本市场是完全开放的,本来风险就很大,现在出现这么一些“来路不明”的投资者,那么即便仅仅是为了防范其进行“破坏活动”的可能性而采取若干防范与限制措施,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中国自己难道不是用这种逻辑来限制入境的外国投资者,甚至是资本账户根本就不开放吗?

 

当你用阴谋论怀疑别人时,就应当想到别人也会用阴谋论看待你,战略层面的疑惧从来都是双向的。例如中铝注资力拓遭到阻挠时,很多人愤怒地指责这是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可是澳洲舆论的焦点却是效益并不好也没有什么铁矿行业经验的中铝怎么会如此痛快地拿出巨款进行一个风险很大的投资----作为上市公司,中铝的报表都是公开的,而按照当时的报表中铝的经营状况不是差,而是很差,一下子拿出那么多美元来实在是很容易令人怀疑其资金来源到底是不是正常的----于是,“阴谋论”很快就甚嚣尘上了。最流行的解释自然就是那笔投资根本不是来自中铝,而是来自中国政府,因此中铝实际上不过是中国政府图谋控制力拓的“代理人”而已。在西方资本市场上,这么一个说法毫无疑问是犯了大忌讳的,以致原先与中铝谈判并签定注资协议的力拓高管最终都不得不离职了事。而这个“阴谋论”究竟是不是确有其事,也一直众说纷纭,但笔者确实曾在餐桌上亲耳听到某位“与中铝高层关系密切”的人士做了“确有其事”的表示。

 

中海油收购尤尼科一事,也很快被扯到了“该公司政企不分”、“中国图谋控制战略性石油资源”的“阴谋论”炒作之中,但同时也有“商业版”的“阴谋论”观点,认为傅玉成发起收购就是为了炒作,或者用流行语就是“搏出位”。而华为在美国的收购行为,同样是因为与中国军方颇具神秘色彩的关系,被竞争对手以“谋求获取军事技术”的嫌疑打压。然而,同样是中国人创办的企业,联想收购IBM电脑时由于联想是一个充分市场化了的企业而且事先做了充分的铺垫与准备,就没有遭遇这样的阻挠,十分顺利地完成了交易

 

因此可以说,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美国人扎的是篱笆,而不是电网。而且篱笆的松紧程度,与交易主体的身份以及其与国际上的“接轨”程度是有直接关联的

 

你可以选择用“阴谋论”来解释这些事件,也可以选择用西方式的游戏规则来解释这些事件,但一旦选择了某种模式,你就应当一直保持这个模式,而不是采取“双重标准”:无限上纲的“阴谋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其鼓吹者往往无限夸大“阴谋”的可怕程度,却不解释“阴谋”制造者这样做的合理性在哪里,更不把“阴谋论”本身放到“阴谋”里。按照某些“阴谋论”的逻辑,似乎全世界就是黑白两色,某些人是智慧无穷却全无道德的魔鬼,某些人则是无辜而又无知的羔羊。这种渲染里暴露出来的心理上强烈的“受害意识”,对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国家也许是正合适的,但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却是相当危险的。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你一旦无限上纲,就必须走到底,就必须接受“阴谋论”的双向性与无限性。可以说,这个问题上最好的例子就是那本《货币战争》: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宋鸿兵先生还活着----既然按照你的说法,那个“可怕的国际金融资本阴谋集团”干了那么多阴森恐怖的事情,那么你揭露了他们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内幕,他们却为什么让你把这本书出版了呢?他们又怎么没提前把你暗杀掉呢?你宋鸿兵不是说他们刺杀美国总统都很容易吗?“特委的同志们都牺牲了,你却怎么还在喘气!”于是,唯一的结论是宋鸿兵先生其实也是“国际金融资本阴谋集团”豢养的,那本书也是“国际金融资本阴谋集团”的一个新阴谋,其目的不外是用“恐怖销售法”来引导中国拿资金在高位买入“国际金融资本阴谋集团”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需要抛售的黄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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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吴佩孚的“中国1921”(之三) 2011-06-20 07:02:51

直皖大战以直系大胜皖系大败的结果落幕,大大超出了当时各界的预料,同时也意味着风格与背景迥异的直奉两系成为北洋系的主导力量。这从一开始就预示着北京政府的组阁将是矛盾重重,而且冲突一旦激化就随时可能爆发战争。

 

按照标准的革命史书,直奉两系都是北洋军阀,而且一个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一个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所以不翻脸是不可能的。其实事情未必就那么简单。须知曹锟曹三爷跟张作霖张雨帅还是儿女亲家,曹锟的弟弟曹锐甚至还极力游说三哥向张作霖借兵对付吴佩孚.............

 

然而说到底,吴佩孚与张作霖截然不同的政治取向决定了直奉两系不翻脸是绝不可能的:一个以北洋正统自居,看不起关外来的“土匪胡子”;一个以北洋老辈自居,不愿意跟“吴小鬼”、“曹三傻子”平起平坐。一个孜孜致力于重开国会建立法统,甚至亲自制订了国民大会提纲;一个却是迷信枪杆子解决一切问题,一听国会法统民主自由就头疼。而最最重要的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吴佩孚确确实实对一切亲日分子都是深恶痛绝的,而且吴佩孚深知“要杜绝亲日派把持政局,就必须彻底铲除张作霖的奉系势力。”

 

于是,1920年底短暂的政治蜜月之后,直奉两系很快就上了正面相撞的快车道。

 

1921年的中国,正是吴佩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辉煌时期

这年6月,湖北的宜昌与武昌先后爆出骇人听闻的兵变。当时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是直系的一员大将,与皖系的张敬尧一般,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湖北人奔走哭泣,向全国呼吁支援,把王占元驱逐出湖北。”湘军很快响应,北上驱王,实际目的自然是想在湖北扩大地盘。

 

王占元的鄂军全无斗志,“一听见枪声就向后狂奔”,不到半个月就把湖北丢了大半。眼看直系的这块地盘,就要丢在王占元手里。

 

曹锟与吴佩孚在保定召集直系将领,举行关于湖北的紧急会议。三天之后,吴佩孚麾下的大军已然兵临鄂渚。然而大出王占元意料的是,“直军到了武昌,便勒马不前。8月9日,政府颁令免去王占元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职,同日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

 

吴佩孚赶走王占元,随即挥师南下。8月17日,经过短短一天激战,便攻下岳州,湘军全线动摇,撤回湖南。然而大胜之下,吴佩孚却主动宣言停战,并表示当初与南方签订的和约依然有效。

 

吴佩孚的威名,一时再次震动大江南北。然事后看来,吴玉帅的大度,显然是与行将向奉系总摊牌有关。

 

直奉大战:“那我就打到东京去!”

1922年1月,由于在华盛顿和会期间私许日本“同意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的卖国密约被嚗光,举国哗然各地声讨的巨大压力之下,梁士诒内阁宣告垮台。此前,在直系拥戴的靳云鹏内阁被张作霖挤垮后,吴佩孚抓住机会向奉系推出的梁士诒内阁发动了猛烈的口诛笔伐,直到联合鲁、豫、陕、苏、鄂、赣六省军人“逼宫”。随着两届内阁相继倒台,北洋系内部矛盾再度表面化,直奉大战宛如一年多之前的直皖大战,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直系头面人物云集保定,讨论和战大计,吴佩孚强烈主张对奉开战。虽然兵数上几乎一对二,身边的保定系政客也几乎一致反对开打,张作霖又与浙江的卢永祥和广东的孙文缔结了“三角同盟”,使曹三爷颇费了一番踌躇。但说到底,对子玉的军事才干,三爷是深信不疑的:“子玉说能打,就是能打!”

 

1922年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卓越的军事才能,再次展现无遗。双方激战至5月初,直军几次陷于困境,但终能险中求胜,攻破奉军防线。5月3日直奉两军在胜芳展开正面决战。双方互以大炮猛击,继而冲锋肉搏,直杀得天昏地暗。”中午时分,直军攻陷落垡。但奉军随即出动大批援军反击。

 

直军兵疲将乏,渐渐力不能支。正当阵脚开始动摇时,突然间,“听到一阵嘹亮的号音,从遮天蔽日的浓烟里,杀出一彪人马。”跑在最前面的,竟然正是八面威风的吴佩孚。直军顿时欢声雷动。与此同时,吴佩孚出奇兵绕到奉军后方,使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战场形势开始急转直下。

 

5月4日,两军在长辛店展开最后的激战。直军愈战愈勇,终于全面撕开了敌军防线,奉军丢盔弃甲,狼狈退却。

 

京城里的徐世昌大总统对局势发展深感震惊和茫然,只得下令通缉梁士诒等人,企图换取“奉军退回关外,直军退回原防。”然而吴佩孚却在天津强硬表态:“不惩办张作霖,誓不承认!”徐世昌终于慌了,又匆匆下令罢免张作霖本兼各职。张作霖随即宣布东三省独立,并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

 

至此,曾经貌合神离继而四分五裂的北洋系终于是土崩瓦解了。“作为一股完整的政治势力,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就是这当口,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一位美国记者追上了吴佩孚:“请问将军,你的进攻是否到山海关为止?”

 

吴佩孚断然回答:“我要打到关外去,把张作霖的军队彻底解决!”

 

“如果进军东北,引起国际干涉,将军准备如何应付?”

 

“所谓有国际干涉,是指某一个国家要介入这场战争?”

 

“如果是呢?”

 

“你指的是哪个国家?”

 

“假定是日本呢?”

 

吴大帅怒喝道:“那我就打到东京去!”

 

这一番豪言壮语,几乎引爆一场外交危机,日人却从此对吴大帅十分敬畏。数十年后贵为日本首相的时任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在吴佩孚面前也是连连称诺,唯唯而退。事实上,吴佩孚这一出却也是经典的兵不厌诈:此时的直军已是疲惫不堪,并无余力杀出关外,然而张作霖却是如坐针毡晓夜不安。6月中旬,直系代表王承斌与奉系代表孙烈臣在停泊于渤海的英舰上达成和议,第一次直奉大战再次以吴佩孚的大获全胜落下帷幕。

 

吴玉帅的声望,至此达到顶峰。西方对吴佩孚青睐有加,视他为统一中国并把西方民主政体引入中国的希望。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到英国《泰晤士报》,莫不以掌声和鲜花相赠。1924年9月8日的美国《时代》周刊更是以“中国最强者”将吴佩孚作为封面人物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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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文人墨客清流工运,也竞相与吴佩孚勾肩搭背。正在北方谋划建党大业的李大昭亦不例外。而最具象征意义的莫过于1923年在洛阳庆贺五十大寿之际,康有为老先生题写的那对寿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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